“某一个要加班的周日，我走出家门，阳光正好，看到街边有人在洗车。我就想起家里的衣服、被褥还没洗。要是能什么都不想，在家舒舒服服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多好啊。”
这是小飞刚去字节的第一年，他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失去了对周末的期望，下班后的时间也消失了。“下班了天还是亮的”，都值得发一条朋友圈惊奇。如果有朋友约在工作日吃晚饭，即使约的是夜宵，他也会焦虑，因为“事情根本干不完”。
今年8月，字节宣布取消大小周。他从朋友圈中“活”过来了。去草原、去露营、去看夏日尾声的绿野，去看光，去看树，去看自由的尽情撒欢奔跑的动物。
互联网行业增长逐步放缓，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存量竞争时代。随着加班带来的收益不再像曾经那么明显，今年6月开始，快手、字节等大厂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腾讯光子工作室也强制6点下班，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互联网员工，迎来了陌生的周末时间。
然而从战车里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小飞一样能够轻松切换档位。有的人按照原来的收入预期安排了生活，不愿意失去“福报”的机会。有人习惯了以工作为中心的日程，无法高效利用时间令他们焦虑。当各个公司裁员的指标在这个冬天接连发出，大家更没法真正放松下来。
大厂人不得不寻找新的锚点。
失而复得
被夺走的时间回来了。
“没多大差别。还不如大小周，没利用起来的时间，不如挣钱。”刚恢复双休的那一个周末，小南有些不知所措，蒙头睡一觉起来，也不知道能去哪儿。他刚从北京调回杭州，还没建立起社交圈，周末最常见的人是驾校教练。
小南还在北京时，家就在中关村附近的“节区房”，周围能接触的人几乎都是一套相同路径上来的。乖孩子，学习优异，竞赛拿奖，保研，实习，拿到好几个offer，和同学交流谁拿了“白菜包”，谁是ssp。这些被认为拥有中国最聪明头脑的年轻人，涌入了这个时代最具光环的互联网行业。“这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吗？”
这是一条确定性极强，回报率可见的道路。但身处其中的人不可抑制地感到疲倦。
“真的好没意思，不知道那么卷是为了什么。”小南之前在集团教培业务线，每天处于高速运转之中：白天要处理一堆研发需求，一到晚上，接连concall到12点后；回家稍微收拾一下，打打游戏，最大的反抗就是报复性熬夜一下，结果就到了四五点点，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心上工。
这样的“阴间作息”久了，周末就只是一个用来“躺尸”回血的日子。
“有一个必须要工作的预期在那里，周末就无法安排一些耗精力的活动，比如出游、social。”在这样的节奏下，个人生活被压缩到接近于无。
现在即使有了“正常”的双休，他还是无法从那根紧绷的弦上放松下来。
在跟20社的交流中，很多经历过大小周的人，都说不好生活节奏有什么明确变化。有的人，甚至还维持着周末“自觉加班”的惯性。
“算得上加班吗？也不算吧，这是我的爱好。”即使恢复了双休，27岁的大陈也无法停止工作。周末是不是名义上的休息日，都不影响他自己的节奏，身体力行做到了“always day one”。
“我自愿加班可以，但强迫我去公司坐一天，不一定能有直接反馈在工作上的什么成效。”对大陈这样的程序员来说，OKR的“O”，是对APP日增长的贡献。偏算法、架构类的工作，考察的是想法。业内人士都认同，只要你保持思考，最终会反映到工作成果上。
大陈也承认，周末主动研究工作的爱好也能带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收益，毕竟，“没有产出就不涨工资啊。”
互联网这些年的繁荣让从业者构建了一个预期：他们在共同铸就伟大的事业，并分享荣耀的果实。这是最快通往财务自由之路，即使抓不住一夜暴富的机会，工资收入也肯定是会持续上涨的。
大小周取消后，曾有一种试探性的声音在字节内部传递：公司也许会普调薪资吧？
现实是，小南的薪资一夜回到两年前。初入职场3年的小南还没有背上负债，“失落是肯定会失落，但你再让我回到大小周，不可能的。”
小南记得，当时内网对新工时投票，一大批人支持继续大小周，他们被骂成“工贼”、和“资本家”共情。但小南很能理解这批人，如果自己年纪再大点，也会遇到他们的困境。
小南身边的许多研发同事因此跳槽，“就差这每月百分之十几，家就养不活了，要还房贷、车贷什么的，都是有数的。”
相较传统工业，互联网企业执行的是一套更“高要求-低控制”的管理模式，不打卡、灵活工作制、随时提供的下午茶歇，氛围轻松、平等，都是吸引一波又一波年轻人入场的诱饵。但同时，难以完成的宏大目标就在眼前。
成功的诱惑是一颗精美的糖果，诱导人们甘愿以“自我提升”的名义去自我剥削。尤其是，在接连爆出大裁员的寒冬时节，谁也不想成为“降本增效”的过程中，被砍掉的“成本”。在这样的压力下，双休的到来也缓和不了太多的工作节奏。
“没太大差别，不换行业就都一样，因为业务不会停。”小南说。
对抗
业务不停，传送带上拆分给每个人的任务包也没按下过暂停键。周末也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借口，能让身处其中的人，竭力挤出一丝让自己喘息的缝隙。
一次周六凌晨，看到跨部门合作方的电话闪烁，Henry 故意把手机倒扣，等待铃声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去野外露营的Henry 6点就起了床，边收拾行李，边以“昨晚睡了没看到”为由，持续打到对方接电话为止。
“这么做了一次，就没有人敢在周末打扰我。”
还在大小周时，Henry 总是用密集的行程安排，把难得的双休过成小长假。周五晚上从办公室出发，周日晚回北京，再直接去上班。这样做的人不在少数，包括最著名的每周末飞去日本的郭宇——当然，后来他也被证实是有意而为：去日本开温泉旅店，是他给自己人生寻找的第二曲线。
在北京这两年，喜爱露营的Henry 打卡遍了周边的户外目的地。地图App上的收藏星号连成一片，把北京这颗大星星围了一个满怀。相较职业成就，这张地图成了Henry 更热衷于向朋友们分享的“战绩”，代表着他持续不断争取对生活掌控感的勋章。“站在璀璨银河下，头顶上就是北斗七星”，让他有一种感觉，此刻我是属于自己的。
图源：受访者
这是他在系统逻辑下做出小小“反叛”，但也仅限于周末两天。正常节奏的工作日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近乎模糊。手机里藏着100个待办的事项，一个接一个要开的会议和等待填满的汇报文件。
等到周末真正回到自己手中，Henry 反而慢下来了。他可以允许自己睡一个大懒觉，一整天不出门。那种好像要跟谁争抢的焦虑，发作的频率少了一点。
某大厂国际业务的产品经理Tom也是在大小周结束后，慢慢意识到，自己要学会心安理得享受“周末不接电话”的自由。
“之前是我没想过这个道理，总觉得不管上司还是同事跟我交接的工作是正事，我现在干了肯定比不干好。但是现在想明白了，拉到长时段来看，我那个时间点有没有抢工完成，唯一的区别就是影响了我自己的休息，没影响其他任何事。”
说完这一“发现”，他就挠头叹气，这种工作想法也只有在今年这时候才是可行的。短视频赛道格局已定，自己负责的业务趋向稳定，作为头部玩家，早做一天跟晚做一天的差别不大。
在996、大小周开始退潮时，Tom从自身感受出发，总结出一个批判理论：对高流动性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大小周的本质目标并非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剥夺个体成长时间来达到整体的稳定，用来自我提升、拉开差距的空余时间被占满了，人员流动性就降低了。
Tom因此推断，“百分之百是监管的原因，没有政策风向，大小周就不可能停。”Tom和公司推行结束大小周的政策制定者聊过，“当所有人都以996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能力跟薪资的时候，你用855更低的薪资，是招不来人的。”他们都认为，只有当一个外界强力叫停时，所有人都停下，机器才会停。
在教培业务被骤然拉闸后，海明在震惊痛苦的同时，也舒了一口气，他长久的内心拉扯被快刀斩乱麻地终结了。海明此前是“辅导老师”，他告诉20社，原来工作的核心就是贩卖焦虑，如何绑定家长是辅导老师们最重要的KPI，在亲眼见识组长给家长打电话，步步引导她开通花呗购买课程后，“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自己也为了教一位家长用花呗，给她打电话到晚上11点半。
“家长为了孩子，我为了业绩。”海明当时就只能让自己认可，这样的增长，这样的忙碌是好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大家都是在往“追求进步”的方向走，全社会都想要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广义互联网行业，是最完美的成功学化身，对于增长的信仰是毋庸置疑的。竞争的对象很多时候甚至不是来自同行、同事，而是跟自己去对比。互联网企业追求几十个、几百个百分点的扩张速度，个人追求业绩增长、薪资职级的攀升，“今天的最好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朝九晚五属于失败者。
但随着互联网公司已经足够庞大，庞大到看到增长边界，部分业务在反垄断的新趋势下不再代表先进和创新。“梦想、奋斗、利润”和日夜不息的工作之间的这种连接，开始弱化、断裂了。
1995年，小飞出生的那一年，“5天 x 8小时”工作制在全国范围运行开来。等到自己走上“打工人”岗位，人们还在为“是否支持大小周”争论不休。在他看来，自己这一代，是互联网的用户，也是建设者，同时也是幻灭和不安来得比前人更快的一代。这种不安感，让即使被工作“抢走”的时间回来了，大家也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将自己塞进了另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
“这是时代病。”
人生KPI
没有工作的周末，也承载起另一层负重意味：一切都要有反馈，有价值，有意义。
夏珍理想中的周末是可以全然丢掉手机、切断外界连接的。现实是，“躺平最爽”的周末依旧被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跳舞、见朋友、健身，还有约会。
“国企下班可以六点就去约会，我这平常都没空，周末还不利用起来？”
夏珍刚跳到快手，虽然快手已经没有了大小周，她还是觉得，“该卷的，一个不少”。
在她看来，快手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强有力的公司组织文化，滴滴的分析、百度的研发、腾讯的产品，都各有一派的工作风格。为了跟抖音抢时间，腾讯来的“想法很多”的产品经理，会不断提出需求，商业分析岗位的伙伴要能接住，把想法反馈回去。有时感觉努力得没有章法。
“本来如果不是快手取消大小周，我也不会考虑来。”夏珍同一时段也收到了多多买菜的电话，薪资涨幅能有80%，但对方暗示“12点下班是常态”，更别期望拥有正常的周末，她拒绝了。
这是为了完成更远观的人生KPI：28岁前结婚。
如果要完成这个自我设定的目标，这两年就得赶紧利用起来。她主动托周围姐妹给自己介绍对象，拉她进“互联网相亲群”，跟同样着急结婚、30+岁的男性见面。
夏珍可以算得上逻辑缜密的生活做题家。一步步倒推回去，牺牲周末是为了晚年幸福。
“没有北京户口的直接pass。”在所有硬性标准中，她最看中户口，因为她想要一个孩子，以后要能在北京接受教育。
“孩子，这是一个长期投资，是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一个抗风险的东西。”夏珍说。她曾考虑过“不婚不育”，但仔细调研了国内养老院后，她认为都不靠谱。如果没有孩子，自己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孩子，是人生的底线，也是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保障，“即使要去住养老院，孩子也能帮你出面，不受欺负。”
在强调高投入、高效率和高产出的互联网行业，会为适合的人送上丰厚的财富奖励，也会果断淘汰掉不合适的人。在这套体系里受过职业训练的夏珍深知这一点，甚至把结婚生子、未来生活这样的大事也可以设置成自己的OKR，熟练地拆解之后逐步推进。
至于感情，26岁的夏珍觉得没那么重要。“荷尔蒙散退后，都会变淡，最终是否能走到最后，关键还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否在北京发展、买房这类的。”
她不觉得自己在周末有得到“真正休息”，也说不上是否享受dating的过程，“约会也挺累的，你要健身、护肤、打扮自己，保持精致，要想成功率高，也是得花心思也得努力。”
对夏珍来说，生活做题家的每一步都要踩中最佳时间节点。牺牲周末，也就有了意义。
被自由困住
如果周末变成了3天，甚至被再拉长一些，闲暇和愉悦就会必然到来吗？可能也不是。
就像考完高考后的第一天，多数人一觉醒来只有空虚和茫然。突如其来的自由时间，也会成为一种困扰。每一刻的迷茫和困扰都像是在拷问自己：工作是为了什么？休息又是为了什么？
墩墩结束大小周的方式是离开大厂——转行做了自己更向往的视频创作。逃离了互联网行业，工作量小了，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找回了自己的时间主权。
除了每周开一次会，新工作不需要坐班，一个月做出4条视频就能交差。这个作息，大概是每天早上赶地铁、晚上加班后公司报销打车费的上班人理想中的时间表。
她自己没想到，自由时间太多也是一个不容易适应的过程。“工作带来的反馈感几乎消失了，我没办法清晰地感受到我到底在做什么，走到了哪个位置。而且朋友们平时都在公司上班，没办法跟他们社交。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边缘。”
这是经过了职场训练后的惯性使然。如今的打工人不仅需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当下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的职场强调的Ownership，让人需要自我驱动地对公司负责。甚至在工作余做一些无关乎效率的事情时，也会不由地产生时间被浪费了的不安。
她开始怀念曾经互联网公司所代表的那套系统，那里有清晰的工作时间和目标，每天都有一份清晰的“待完成清单”，让墩墩加班加点一一完成。上一天班，完成一次清单，连续完成6天即迎来一个小周末，接着再完成5天获得一个大周末，每个月固定收获一笔薪资。那里有让人心安的确定感。
有一段时间，她被自由的工作时间困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好像要出门，但又不知道该去哪。
有一天，她终于憋不住，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发现公园里全都是老人。“当时看到一个年轻人都让我很兴奋，心想终于见到和我一样无聊的人。但走近一看发现他在拍短视频，也是在工作。”
她甚至想过要不要再回流到大厂，反正空出来的时间也不会用，拿来换钱并不是一笔完全无法接受的交易。
这个念头被一个偶然打消了。在一个“无聊”的工作日，墩墩从朝阳一路骑车到了海淀，她到现在还记得一路上的“无聊”细节：“过了学院桥，你会进入到一片绿意充盈的地带，再骑行到海淀公园，周围的温度会快速下降，渗入你皮肤的毛孔。”她说，那是一种久违的真实在生活的感觉。
她停下车，给一位在海淀百度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看！太阳下山了。朋友的反应和墩墩在大厂时一模一样：不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也说不清现在太阳的位置。
这种反差感让她确信，她想要的并不是那套系统。她曾经拒绝考公务员，现在也可以倾听内心真实的渴望，不需要走大众认为对的路。
墩墩仍在努力摸索这种平衡。过去两个月，她自己给自己定了OKR，在自由的时间里，把“个人”和“系统”的部分做一个平衡：她主动执行早9晚6的工作时间，早上起来先运动一个小时，再骑车半个小时到公司上班，用原来习得的工具帮助自己更好地规划现在的工作。
而在大家都能一起放假的周末，对墩墩来说是宝贵的两天，让她能以每隔5天的频率见到自己旧轨迹上的老朋友。
“我并不想回到那个系统里面去，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异类，需要看看系统里的‘正常人’在做什么，像是有一个标尺一样，会让我更安心，也更坚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20社（ID：quancaijing_20she），作者：赵小天、李贤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