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姚安吉忆老战友王世泰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位于延安城内二道街抗日军政大学旧址，1925年至1930年是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以下简称延安四中）所在地，这里也是延安中共党组织的发源地。 相传在古时这里办过书院和考院，校址旁的考院巷（今抗大巷）地名是历史的见证。我家是延安城老户，延安四中从创办到停办几年里，我一直在该校当校役。从事门卫和摇铃（打钟）工作，对该校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当时，此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延安周围十几个县，家在城里的学生并不多。这些外县籍毕业和肄业生回到家乡后，大部分当了教员，为当地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有些进步学生在校加入团组织后转为中共党员，他们返乡后在家乡传播进步思想，给穷苦人讲述革命道理，秘密创建党组织发展党员。为后来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延安境内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事实证明，延安四中不仅仅是延安中共党组织的发源地，该校还走出几个军、政界大人物，洛川籍的肄业生王世泰是其中之一。他离开学校后不久，告别了亲人，离开了故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保安（今志丹）永宁山找到了刘志丹，参加了革命队伍，是西北革命根据地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世泰戎马一生，是战功卓著革命将领，后又从政担任地方要职，他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记忆。 当年，我是在延安四中认识王世泰的，相互来往多，对他印象较深。他是1910年出生的，我是1907年出生的，比他大三岁，王世泰常叫我姚大哥。另外一个是高岗，他早年在榆林中学念书，因参与闹学潮，在校还打了军阀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沿途要饭流落到延安城避难。后经人介绍，被延安四中聘用，在训（教）务处从事刻蜡版印讲义工作。我和他熟惯关系不错，他的办公室离门房近，我们来往也多。他以前名叫高崇德，到延安四中后改名为高岗，记得王世泰和高岗还是中共延安区委委员，是革命骨干分子。 人老了肯怀旧，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1927年秋的一天晚上我值班，突然得了肚子疼急病，疼的在炕上打滚，被校役宋光祖发现后叫的人。是住校生王世泰和加夜班的高岗闻讯后，轮流背我到西山（今凤凰山）下李先生（中医大夫）家看病抓了药，随后又背我回学校的。他们还寻药锅生炉火熬草（中）药喂我喝，问长问短照护咱，很感激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王世泰平易近人，处人大方，洛川口音重，说话较慢，是个大好人。还记得在1928年秋开学报名的一天，他还把远路风尘从老家背来的炕白馍片和干面花分发给我和学生们吃。他是延安四中第五班学生，个子大人瘦显的个子更高，有些学生习惯叫王大个，他从不计较还笑着应声，王大个这个外号由此而来。王世泰人勤快常肯帮助别人，从不计较得失，与同学关系处的很好。我和他从认识到熟悉互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要求进步思想觉悟高，是积极分子入团较早，还当过学生会头头。他入党后表现更加积极，取得党组织信任，还担任过学生党支部委员。王世泰刚入校不久，在反帝反封建闹学潮时还当过纠察队队长。王世泰曾带领同学上街举小旗呼口号、参加纪念李大钊等先烈遇害游行示威、登上延安城墙搞“提灯会”、鼓动饥民到国民党肤施县县衙（政府）静坐、到富家吃大户、张帖标语散发传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驱逐反动校长徐绍林的活动。我也是在校入的党，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加之人对事，共同语言自然多一些。王世泰与高岗虽然不是同学，但是，人对事来往也多，常互相照护帮忙，关系处的好。学校的中共党组织在1927年4月以前是公开的，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延安四中的部分师生还参与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的筹建工作。个别教员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至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后，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但是，延安地处偏远，信息不灵，交通不便，使国民党当局执行老蒋的“清党”指示较为迟缓。加之我党通过近年利用国共合作机会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军队中还有我方“内线”活动，使“清党”过程打了折扣。客观地说，起初，国民党当局对待延安四中学生闹学潮的事，表面上管控严喊的兇，实际上走了形式。1925年在“非基”运动中抓捕关押过进步学生，经校方领导出面疏通关系当保人，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这些“通共闹事”者。1927年秋后对所谓的“祸事头”王世泰等学生并没有抓捕，#校长田伯荫和共产党员吳鸿藻（国民党肤施县警察局局长吳鸿基的亲弟弟）及进步学生高凌云（驻军高双城师长的儿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中周旋的结果。 随着时间推移，加之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进驻延安施压和国民党当局撤换田伯荫校长，反动校长徐绍林的上任。使“清党”行动升级加快，迫使延安四中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当徐绍林与驻军勾结逮捕了进步学生王化成和韩俊杰等人后，王世泰等同学不畏惧，秘密串联商量对策。组织学生静坐、罢课，绝食，迫使新校长下了台，驻军释放了被捕学生，斗争取得了胜利。根据形势发展，原党组织创办的定期油印小报《萤火》后改版为《暑光》，由定期改为不定期编印。当时，审定稿件由党组织负责人田伯荫负责，高岗负责协助审稿和刻印。王世泰负责保管小报和有关机密文件资料，我负责给有关人员和我党地下交通站送小报。因当校役事多缠身，有时忙不过来，王世泰和校役宋光祖主动替我往城里和城郊我党秘密交通站送小报。那时，延安几个城门洞有国民党驻军把守。执勤士兵对进城的人盘查的松，对出城的人盘查要严一些，遇上外地口音和生人盘查更严。好在守城门士兵对熟人和学生娃盘查的相对松一些，他俩替我常完成任务是担风险的，好在没有发生意外。三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开会遇见老熟人王世泰，提起当年顶替我送小报往事他说过：“那时年轻思想单纯，为了革命工作根夲没想那么多，一旦出事那还得了，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 记得当时延安城内我党地下交通站有三个：一个是位于北关十字的刘西向杂货店，另外一个是位于学校旁高崇义老板开的“义合”商铺。还有一个是位于钟楼旁的“天德元”烟酒店。城外也有三个：一个是位于东关太皇（和）山庙道教殿。另一个是位于西北川杨家湾村王家盐铺。还有一个是位于七里铺的“义和”骡马店。后来才了解到这几个地下交通站和联络人的基夲情况：城内的联络人刘西向，他早年在榆林中学念过书，入党早和刘志丹是同学；“义合”店铺联络人是高崇义，他是高岗的亲哥哥；“天德元”商号的联络人叫王同和，是聘用人员，山西省河津县人。店老板叫薛光星，是宜川县云岩镇月泥（永宁）村人，他与高崇义老板是年相拜识。城外的太皇（和）山庙殿联络人叫段道士，官名叫段乐，小名叫三娃是横山人，他和高岗是老乡；城北郊的杨家湾王家盐铺联络人叫王老二，他是延安早期中共党员罗伯福的丈人；七里铺“义合”骡马店的联络人叫任文明，是延安柳林龙耳寺村人，他与店老板高崇义（高岗的亲哥哥）是年相拜识。以上几家我党地下交通站在特殊年代功不可没，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联络人员实际上是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应载入史册。 我和王世泰是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彼此间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他对党忠诚老实，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员。1929年寒假，王世泰响应党组织“到农村去”的号召，他与甘泉县东川（今延安南川）籍同学牛金钜（牛健民）、姬延荣、赵正化、薛天麟赴金盆湾、麻洞川、临真镇、云岩镇等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建立党组织。在临真镇经牛金钜介绍，王世泰还发展该镇民团团总牛金钊（字康厚）和夲镇老字商号“东兴园”老板石嵂加入中共党组织。1930年后秋，延安四中被官方查封停办后不久，大部分学生回家当了教员。当时文化人奇缺，一个县没几个初中生，当教员是体面收入较高的职业，如果返乡教学既能照护家人，还能挣钱早结婚成家立业。可是，王世泰则选择离开故土，赴保安（今志丹）永宁山追寻刘志丹闹革命。#一般文化人做不到的事情。 延安四中停办后，原党的活动积极分子被叛徒告密，都被列为国民党军方通缉的对象。当年快入冬的一天，王世泰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混入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延安城。找我取以前私藏的短枪支，使我大吃一惊。我婆姨（妻子）徐少兰知情后受了怕，私下给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贸然进城取洋枪，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现在的形势是进城容易出城难，他的洛川口音那么重，恐怕带枪出城更难，连命都不要了，老婆的话我能理解。由于之前组织上已派人在我家取走了一支新驳壳枪，剩下的两支有毛病性能差，使王世泰很失望。当他了解到在驻军学兵连连部有个当文书的中共党员，既是老同学关系又好名叫李树禄的。几经周折联系到他并说明来意，通过这个同学弄到了一支德国造新步枪，王世泰为搞到手这支好枪非常高兴。可如何能带长枪安全出城，是个大难题。我原打算从北关东侧城墙根排污水洞送他出城。#之前高岗被国民党军方通缉后我送出城的地方，经实地察看，水洞已被铁条和石头封死。无奈，王世泰只好倒背着枪以长袍为掩护，肩上又背了个搭裢，短枪和子弹在搭裢里装着。他壮着胆在身穿国民党军装李树禄同学的护送下，安全出了延安城大东门后，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是在城外清凉山下丁泉砭接应到他的，他让我在城外接应，是为我的安全考虑，万一出了事，宁可自己死也不想连累我，我理解他的好意，为此十分感动，心里常记着这事。我一直护送他到目的地后才返回延安城。 王世泰在延安城虎穴取枪的事，曾受到刘志丹的表扬，在革命队伍里传为佳话。 （牛文瑞整理）
注：姚安吉，延安城区人，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后，曾担任延安市政府副市长、市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