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瘾、烟瘾、赌瘾、网瘾……在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里，科室主任杨梅和医生们接诊过各种各样的成瘾患者，每一个患者的背后，都是一段失控的人生，除了身体损害与脑损害，许多人的生活千疮百孔，甚至家庭支离破碎。
来深接近30年的出租车司机，沉迷网络赌博之后，变卖南山房产换到龙岗，最终一无所有租房生活，并欠下50万的外债；年幼的孩子目睹母亲整日酗酒的醉态，出现了一定的心理问题；很多酒瘾患者在入院时，已患上了易猝死的危急病症；不少成瘾患者离了婚，丢掉了工作，社会功能接近丧失的地步……
遗憾的是，根据相关研究，在成瘾者中，仅不到一成的人会寻求治疗帮助。多数情况下，“成瘾”依然被作为单纯的道德问题来看待。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瘾”是缺乏自控力、责任心，意志力薄弱的表现。直到195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物质成瘾”定义成慢性复发性脑病，提出了成瘾的生物学证据——成瘾的大脑，确实发生了脑功能和结构的改变，这与正常人的大脑是不同的。
不过，“成瘾”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学或医学问题。成瘾治疗的背后，需要一套复杂的支持系统，涉及生物医学、心理学，生活方式，同时还有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支撑。
任何人都有可能上瘾
杨梅接诊过一个年轻人，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优裕。年轻人被父母送出国后，因为孤独或其他原因，接触到了网络赌博。最后因为赌博，造成的窟窿达到了上亿元，父母的积蓄基本被掏空了。
这是杨梅接触的赌瘾患者中，涉及数额最大的一例。经过治疗，年轻人恢复得不错，一家人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在接诊的赌瘾患者中，杨梅遇见最多的是网络赌博者或者赌球者，“输掉几千万、几百万的很多，最少的也有十几万”。
根据相关统计，彩民的成瘾率其实有3.2%，股民中也有一定比例的成瘾者。不过，杨梅接诊过的此类成瘾者极少，“在很多赌瘾患者眼里，小赌根本算不上什么”。
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也接待过少量的性瘾患者，贪食症患者，以及购物狂，这些目前还是大众的说法，医学上的诊断大多属于习惯和冲动控制障碍。
不过，杨梅和同事们从未接待过工作狂，“工作狂也属于一种行为成瘾，他注重的是在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快感，而不是为了最终目标该如何去做”。但作为社会主流认可的行为，鲜有工作狂会来到医院求助。
其实，无论是物质成瘾，还是行为成瘾，所有问题都有同一个通路，即大脑里的多巴胺通路，专业上称之为“奖赏通路”。通俗来说，就是获得即时的快乐和满足感。有科学家指出，任何人都有可能上瘾。
深圳某个湿热的夜晚，30岁的小林在窗边打开了酒瓶，小酌几杯过后，酒精在身体内逐渐累积，乙醇分子让大脑皮层产生了功能紊乱，信息流变得迟滞，注意力、记忆力和感知觉都下降了。
小林头有些晕，心跳的声音被放大，这种“微醺”的状态，让他放松、舒适，还有些莫名的兴奋。
长时间通勤后的疲惫，日常的KPI压力，办公室里的人事纷扰，买房的渴盼……日常那些莫名的焦虑和紧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逐渐被清理出大脑，世界归于平静。
类似的奖赏，被酒精或赌博激活后，令人产生快感。为确保往后重复快感行为，奖赏通路连接到控制记忆和行为的大脑区域。当习惯这种快感后，他们会不断重复这种行为，试图达到同样的效果。
嗜酒者不断饮酒产生耐受，要获得相同的快感，就得增加酒精的摄入量。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沉迷赌博者当中，更高频地赌博，更大的赌额，才能获得等量的“快感或陶醉”。
随着渴望的强度、频率增加，他控制饮酒或赌博欲望的能力逐渐减弱，最终大脑彻底失去自控力。
失控是成瘾的标志之一，当他为了喝酒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一直饮酒饮到呕吐；当他负债成百上千万，依然沉醉于赌桌；当他连什么时候玩游戏，什么时候不玩游戏，已由不得自己决定，就是要玩，一直玩，就已经发展到了成瘾的地步。
在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接诊的群体中，酒瘾患者以40岁左右的中年群体居多，当然，这与酒精成瘾的周期有关，嗜酒者有可能8~10年才会发展到成瘾的地步。
赌博成瘾的群体则较为分散，“年轻学生、三四十岁，五六十岁的人都有，男性多一些”，医院也接诊过一部分女性，有的输了400多万，输了几十万的也有。
网瘾患者以青少年为主，也有到医院咨询的少数成年人，他们沉迷游戏，到了班都不愿意上的地步。
一般来说，烟瘾、酒瘾、毒品成瘾等问题上，女性的比例均低于男性。在杨梅看来，这有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原因，“在传统认知里，喝酒、抽烟就不是好女人”，接触烟酒的女性本身就比男性要少，成瘾的数量自然也要少。
当然，遗传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研究显示，如果父亲嗜酒，那其男性下一代形成酒精成瘾的可能性是一般男性的4倍，女性下一代形成酒精成瘾的可能性是一般女性的3倍。
社会压力也是成瘾问题的诱因之一，“生存成本、竞争压力，城市节奏，不管是长期压力，还是短期压力，都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成瘾问题。”
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一份面向400人的成瘾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调查显示，65.9%的人报告了童年时期被情感虐待和被忽视。创伤严重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终生酒依赖的风险就增加18%。
杨梅和同事曾就毒瘾与酒精成瘾做过相关调查。“20%~30%的物质依赖者，童年经历过创伤”，有些父母关系极为糟糕，有些遭遇家庭暴力，有些长期被父母忽视，也有些父母一方酗酒，有些来自单亲或离异家庭。
相比酒精成瘾，毒品成瘾患者中，童年经历的影响更加明显，有些人甚至经历过父母毒打等童年虐待，很多人谈及家庭，难掩心中的厌恨。
除了这些问题，如果父母一方控制欲过强，孩子在完全被控制的家庭环境下，没能形成独立的人格，脱离父母的控制后，会更容易出现成瘾问题。
青少年对于网络游戏的沉迷，家庭也是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发展到游戏障碍的孩子，家庭教养方式一般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而且是早期积累下来的问题。”
在杨梅的同事刘毅医生看来，临床上很少会遇到没有社会、心理等原因，仅仅单纯沉迷游戏的孩子。现阶段的研究也认为，童年创伤、父母的不良养育方式、慢性压力、社交恐惧、焦虑、抑郁以及低自尊、孤独的性格特征等因素，影响孩子游戏成瘾的可能性更高，造成的不良后果更严重。
到医院就诊的孩子，基本是被父母送过来的，其实大多孩子对游戏的沉迷，还没到游戏障碍的程度。
杨梅和同事们在接诊的青少年身上，看到的更多是社会环境和教育方式的问题。
诊室里，一些孩子会跟杨梅聊起自己的家庭。他们经常目睹父母争吵或者打架，一开始，孩子还会出来扯扯架，劝一下，后来就麻木了，冷眼旁观，或者“躲到房间里，玩会儿游戏心情会好一点”。
“这种游戏成瘾，逃避是非常纯粹的的诱因，其实这种情况，父母关系是个问题。”
也有很多孩子会跟医生说，“觉得没什么意思”。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他的成绩一般都是班里比较差的，性格也比较内向，玩游戏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现实。
杨梅能看到，城市化进程给这一代孩子带来的压力。“源于父母非常强的焦虑，我们在接诊的时候，家长翻来覆去的几句话就是‘你现在玩游戏，成绩不好，将来怎么办，以后干什么’，中产希望孩子将来不能比自己差，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希望孩子未来比他们强，这种焦虑，形成了对孩子的慢性压力。”
杨梅记起自己的少年时代，孩子们放了学，到处疯跑，傻玩儿，生活的大环境非常丰富，会经历各式冲突，你成绩好与不好，家长也没那么关注。
相比之下，现在孩子的生活就是上学、放学。家庭、学校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成绩好，“但凡成绩不好，老师和家长都不高兴，这种环境就算不出现游戏障碍，也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有时还会看到两种问题出现在同一个孩子身上”。
在接诊中，杨梅见过不少家庭，父亲在外地工作，或者在家庭教育中缺位，多数时候由母亲管孩子，母亲还是自我牺牲式的家长，习惯于强硬地施加命令或压力。
孩子在到了10岁之后，独立人格开始养成，希望独立作出判断。如果家长不改变教育方式，孩子在成长中缺乏尊重，缺少相应的自主权，被寄予的期望超过他的实际能力时，孩子心理上就可能出现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缺乏成就感，尊重感和独立性，在他们触游戏后，这些心理需求刚好被满足，在《欲罢不能》一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现在的数字产品容易让人上瘾的6个机制——毫不费力的进步 ；逐步升级的挑战；未完成的紧张感 ；及时的奖励反馈 ；令人痴迷的社交 ；诱人的目标， 这与现在的网络游戏设计原理如出一辙。
“还有一类家庭，在我看来是最可怕的，父母只追求学习成绩，孩子青春被压抑了”，到了大学后，孩子得不到过往的成绩奖赏，再加上家长鞭长莫及无法控制，也容易出现游戏障碍等问题。
童年和青少年期的家庭教养，给孩子留下烙印是一辈子的。在一个不平衡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孩子的人格难以到完善的发育，“未必达到人格障碍的程度，但他在处理一些现实问题时，也容易失衡”。
主动就诊者不足一成
成瘾患者主动来到医院就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杨梅接触的酒瘾患者中，100个酒精依赖者，能来医院看病的可能只有5个人。相关研究显示，所有成瘾者中，主动就医者不足一成。
在医学诊断当中，物质成瘾又被称为否认性疾病，即“我不觉得我有问题”。以酒瘾者为例，他喝酒时感受到的是放松和快感，他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随着酒精摄入量增加，不良损害开始出现——脑子总是慢半拍，工作效率差，紧接着又发现自己爱发脾气，时间再往后推移，记忆力变得极差，再往后，还会疑神疑鬼，怀疑伴侣不忠。在酒精的影响下，酒精肝，肝硬化，急性胰腺炎等身体疾病出现，他才会有意识戒酒。
开始戒酒后，嗜酒者开始出现难受的反应，不喝酒手抖，严重者戒断时还会出现震颤谵妄（短暂的中毒性意识障碍状态），甚至有死亡风险。
“很多酒瘾患者到了这个阶段，才会考虑要不要看医生。”
瘾症长期以来被定义为道德层面的问题，近几十年才有了生物学论断。多数人还不知道这是个病，即使认识到，成瘾者在潜意识里，也不愿意去承认这个问题。这种回避心态，属于自然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阻抗。
让赌博成瘾者就诊，难度比酒瘾者还大。
“赌瘾属于行为成瘾，它没有伴随的脑损害，很多人亏了几千万，但是身体、生理没有明显变化，他不会意识到自己生病。除非意识到赌瘾是一种疾病，他才会来。”
在临床工作中杨梅也发现，经过治疗，赌瘾的复发几率，似乎要远低于酒瘾。
这与就诊者本身的主动性有关。“赌瘾患者如果本人不愿意，家人很难将他送到医院，酒瘾患者中，不少是出现身体损害或脑损害后，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家人送来住院的”。
因而，来医院治疗的赌瘾患者，绝大多数都已经有了希望彻底改变的想法。
相比之下，缺乏主动性的赌瘾患者，要戒断并不容易，“如果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会一直觉得我可以通过赌博赢钱，总有翻盘的机会，为什么要来住院。这么想的话，赌博问题就难以改变。”
人与瘾的缠斗
根据相关统计，酒瘾患者治疗后，半年复发率接近60%。
很多患者出院后不再到医院复诊，家属也缺乏督促患者复诊的意识。其实对成瘾者来说，医院治疗仅仅是戒断的一个环节。出院之后，现实环境里依然充满各种危险，诱惑，各种容易引起复发的因素的，“尤其是急性压力，负性情绪一来，他很可能又想喝酒，所以戒断后的支持尤其重要”。
以酒瘾患者为例，医院治疗主要解决几个问题：调节大脑功能、调整心理状态和治疗躯体疾病，用药物和心理治疗，唤醒成瘾者保持戒断的决心和信心。
除此之外，家人和家庭支持，对于成瘾者戒断，作用也至关重要。
在实际接诊中，杨梅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酒精成瘾者中，女性能得到的家庭关爱，比男性酒瘾患者会更多一些。
“哪怕这位女性的酒瘾非常严重，给家庭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她们的家庭氛围，在我来看还算不错”，相比之下，男性反而更容易被家人放弃，家里人会非常反感他酗酒的行为。
家庭支持在网瘾治疗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杨梅和同事们，除了对出现游戏障碍的孩子进行专业治疗，医院还会定期开展青少年父母的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大概有8~12次课程，“是对父母的教育，如果他们的教育方式不改变。孩子治疗后，再回到原来的家庭环境中，还会恢复以前的状态”。
同病互助小组，在成瘾者戒断过程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杨梅看来，同伴的支持，能让成瘾者看到希望，以及榜样的力量，“别人能戒掉，那我也能行”。
其中，AA戒酒会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成瘾者互助组织，距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2015年底，AA-中国嗜酒者互诫协会联系上杨梅，与深圳市康宁医院一起，组建了深圳的AA嗜酒者互诫协会，“我们科室的第一批酒瘾患者出院后，又在这里找到组织，互相支持”。
随着时间推移，早期的酒瘾患者戒断后，又在深圳自发组织了几个同病小组，定期举行交流会，还会写下自己的酒鬼故事与病友分享。
其中几位组织者，几年前都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做过治疗，“到现在都没有复发”。他们曾与杨梅交流过，“在他们看来，为同病小组做这么多事情，实际得到的要远远比付出的多，这帮助他们抗拒诱惑，保持清醒，在与瘾症的反复缠斗中， 他们认为这非常重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