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中，我们统计，共有20处44次关于中国的描述。斯密佩服中国文明起源最早，农耕经济发达；斯密欣赏中国当时交通发达，基础设施领先；斯密羡慕中国当时劳动力低廉，维持经济不退步；斯密指出当时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中国经济发展；斯密叹惜中国当时大兴文字狱，忽视科学技术；尤其是斯密批评当时中国闭关锁国，错失历史机遇。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中国清朝康乾盛世后期，又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封建主义的由盛转衰碰撞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们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探析，以期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有所启示。
《国富论》一卷九章“论资本的利润”时指出，当时“中国闭关锁国，法律和社会制度欠缺，导致豪门巨室和大资本主的利益得到保障，贫民和小资本主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既定的法律性质和社会制度下已达最富状态，但是由于限制国外贸易，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如果一个国家已最富且停滞，但没倒退，那么这个国家的工资和利润可能会非常低；一个国家在既定的资源禀赋下发展到极致时需要对外开放。
《国富论》二卷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时指出，“中国作为最富国家之一，其资本也主要用于农业和制造业，对外贸易方面中国是限制的，多余的产出由外国商人拿金银交换输出去”。他分析，当时中国作为最富国家之一，也未能得到全部所需资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持续繁荣，必须充分得到从事农业、制造业以外的外贸所需的资本的各种用途。
为什么《国富论》一再提到中国？让我们站在世界的维度上回放历史。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正是封建制度的瓦解时期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工场手工业大发展时期，也就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在18世纪英国，据估计经过国会批准的圈地法案被圈的土地竟然有300多万亩，使得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进而刺激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快速发展。
从中国来说，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好对应中国清朝乾隆时期，乾隆皇帝承接前期康熙皇帝缔造了清朝的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以乾隆三十九年为界，乾隆执政前期的中国，国库充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口激增，国防巩固，边疆统一，清朝达到鼎盛时期；但是乾隆三十九年以后，乾隆皇帝由于固守传统，尤其是陈旧的制度，闭关锁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清王朝却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威胁和内部人民暴动的交困，从此盛世不再，由盛转衰。
18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呢？根本原因上，“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封建经济是典型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18世纪末期的中国在既定的上层建筑下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占世界GDP的30%。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诞生的封建宗法制遏制了国内各个地方之间联系和与国外广阔世界贸易的欲望。长此以久滋生了夜郎自大、自欺欺人的闭关自守的思想。中国政府限制国际贸易，甚至只保留广州一个对外贸易窗口。这种鼓励农业抑制商业的政策反过来限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海禁”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客观规律，导致中国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得不到发展。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再也不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因为当时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已经高到极限。即当时中国的土地的生产力已经得到最大开发，依靠农业获得的财富不可能继续增加。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的商业贸易也已经达到最大数量，如果想继续扩大贸易、积累资本的话，就需要扩大市场，即进行海外贸易。但是中国却颁布“禁海令”，坚持走闭关保守的重农主义道路，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和商业政策有益于大地主以及大资本家，大地主通过收取地租拥有巨额财富，大资本家通过借高利贷赚取利息。不利于保护普通百姓和小资本家的利益，他们随时可能遭到大地主或者大资本家的压迫或者掠夺。
“闭关锁国政策”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18世纪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人民群众连续不断地进行反抗清政府的起义，清政府懦弱地害怕外来势力和人民群众联合，掀起新的浪潮。因此制定了各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例如把广州、宁波、云台山、漳州四个通商口岸收缩为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中国的丝绸以及茶叶多产于东南沿海距离广东较远。茶丝长途跋涉，运输成本增大，产品发霉变质，经济效益下降，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以马嘎尔尼为代表的英国特别使团提出宁波通商的要求后，清政府却断然拒绝了。外国先进的科技和逐渐萌芽的自由主义思想文化无法传播到中国。总之18世纪的中国不跟着世界潮流走反而在抗拒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日益滞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另外，斯密也批评当时中国大兴文字狱，忽视科学技术。乾隆时期，文字狱达到顶峰，文字狱事件多达百余起。以乾隆三十九年为界，此前，因文字而引起的罪名大多是诽谤儒家文化，诋毁圣朝名誉。乾隆六年的谢济世因为诋毁理学和先贤，坚持己见，几度入狱，其遭遇成为文字狱案件中最典型的代表。乾隆三十九年后，文字狱之由多是收藏禁书。乾隆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向民间征集书籍。曾经颁布谕旨，鼓励大家上交书籍，不伤害藏书人。但是收效甚微，“违碍书籍”无一上交。编纂《四库全书》不仅可以满足乾隆千古一帝的虚荣心，而且还能束缚百姓的思想，进一步集权。据估计，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乾隆帝毁书3000多种，是《四库全书》的一倍还多。而且制造了很多收藏违碍书籍的文字狱，屈大均诗文案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文字狱背景下，中国的文人被牢牢禁锢在落后的知识领域，与法国文化领域的著名人物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跟不上欧洲先进的文化潮流。思想上的保守使得人们安于现状，缺乏探索精神、创业精神，与英国凭借冒险精神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政治第一强国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元素对斯密《国富论》的社会分工思想、劳动价值论思想、国际贸易思想、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挖掘《国富论》中的中国元素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重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航向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示。
中国已经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与明清长期闭关锁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9%，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次席。当下中国的经济急需要升级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需要构建新格局实现更高层次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走回头路。
正如亚当·斯密《国富论》指出的，只有开放、开明、包容、利他才能使得中国与时俱进，只有自然自由的社会制度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保证一个大国持续发展繁荣，走在人类时代的前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详见马广奇、黄伟丽，《国富论》中的中国元素及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2016.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