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干(干姐姐公布张国荣生前信件，提及香港回归“是令人振奋的事”)-优刊号

今天是2022年4月1日，是张国荣先生逝世的第19年。

这些年来，哥哥张国荣的故事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淹没，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熟悉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为人，试图用尽思念去缅怀这样一位巨星、偶像和好人。

不同于再次回顾哥哥的演艺历程，Tatler找到了张国荣的“干姐姐”安宜姐，并和她聊了聊20多年前的故事。安宜姐出生在上海，早年随家里移居香港，她做服装和珠宝生意，因而与那时的香港明星有了许多交流的机会，进而结交为朋友。

安宜姐比张国荣大11岁，外人极少知道她和张国荣这段友情，一直以来她都作风低调，如果不是这次机缘巧合之下与她结识，可能他们的故事依然被安宜姐妥帖细致地独家收藏着。

现在的安宜姐定居在上海，家里有许多和张国荣的合影，还有几套他留在那里的衣服。许多年前，张国荣在安宜姐家坐过的一个沙发，在数次辗转搬家的过程中，始终被安宜姐保存得很好，每次坐在沙发上，就像重温一种久违的碰面。

安宜姐在张国荣坐过的沙发上，回忆属于她和国荣的往昔，也许许多事她记不清了，但许多事她永远都不会忘。

我和国荣友情的开始，是他在北京拍《霸王别姬》的时候。

那时我的干弟弟宋小川是中国京剧院的头牌小生，他被陈凯歌邀请去给张国荣画电影里京剧的妆容，因此他们结下了很好的友谊。碰巧我正在北京，小川便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拍戏，我去到那里，见到了穿着戏装的国荣。

现场为拍摄效果燃起了一点烟雾，我被熏得眼睛有点不适，当时想到，做演员好辛苦啊。在国荣的休息间隙里，小川跟他介绍我：“这是我干姐姐。”国荣向我点点头，淡淡的表情。我也不敢打搅他，拘谨地站在一边。

若干时间后，我们熟起来了，偶尔谈起见面那件事，我笑着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很平淡，一句话都不讲。他解释说：“我的情绪在戏里面。”

后来的一次碰面回到了香港。再遇到的时候，他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很开心见到他，并留下了联络电话。

那时的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很多很多的朋友，多一个我或少一个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但缘分很奇妙，他在香港的住处离我家很近，他住龟背湾，我住浅水湾。

* 安宜姐坐在张国荣坐过的沙发上

我跟母亲住在一起，那个年代手机也还没有太风靡，常常是家里的座机电话响起来，母亲走过去接，然后跟我讲，张国荣打电话给你。国荣在那头通常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在干嘛？” 我一定回答“没事”，国荣则说那就出来喝茶吧。

有时也约早午餐，或者去他家打麻将，更多的时候我们去逛街和喝下午茶。他很喜欢让我陪他买东西，也常常会跟我讲，我看中一样东西很适合你。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们在淮海路的一间琉璃工坊里，他看中了一件琉璃牡丹花，问我好不好看，想买下来。

我母亲对于这些事很惊讶，她说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有那么多话讲，他是一位天王巨星，我甚至不会唱歌。后来我想，也许我既不是明星，也不是记者，而且我特别善于聆听和理解对方，所以他才愿意和我常常讲讲心里话。我能感觉到，跟我相处他是很放松很自在的。

国荣是个很能够让人感到贴心和亲近的人。拍完《霸王别姬》后，我们熟络了很多，但让我产生突然跟他靠近的感觉的，是一次拥抱。

记得有一天我跟他出去吃东西，在我正在买单的时候，他突然从我背后抱住了我的腰，我回头一看，是国荣，这一下让我觉得亲近了许多，像是家里的弟弟在开玩笑和撒娇。后来他每次打电话给我，总是很直接地问：“姐，你在干嘛？”

他都是叫我姐，不是姐姐，单一个姐字，让我觉得更亲切，我就叫他国荣。他闲下来就会约我喝茶聊天，跟我讲讲他的想法，譬如他说我下次开演唱会，打算接长头发，改变形象。我当时说：国荣，你还是穿Tuxedo最漂亮，礼服、白衬衫、黑西装，像个公子。他笑我说：“姐，你的想法过时啦。”

后来，他在一场演唱会里真的就是编起了长头发。他的设计都好超前。

国荣每次过生日都办得很热闹。

有一年他在洲际酒店办生日会，请了乐队来增加气氛，共有十几桌的嘉宾。吃完饭后，他请大家一起跳舞。但国荣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他先轮流请不同的女嘉宾一起跳，和每个人都跳一小段，正好他邀我的部分是快三步。

但快三步我真的不熟悉，后来我跟国荣说，我最怕跳这个快三步了。他笑着说，只是一小段嘛。像是调皮地给我出了个难题。

有一次在聚会上，他突然搂着我拍了一张自拍照，国荣举着相机，我毫无经验，傻傻地看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自拍照。照片上他笑得好开心，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1997年，在演唱会前，国荣要去阿根廷拍《春光乍泄》。他跟我说：“姐，你要不要一起去？”在此之前，不管他想去哪里，只要他开口，我都很开心地答应他。那一次可能是考虑到阿根廷太远，我担心坐太久的飞机身体吃不消，没有答应他。

* 张国荣从阿根廷归来，给安宜姐带的礼物：一个美丽又很重的盘子

后来他去了阿根廷，因为食物不合他的胃口，他在那边吃不惯，拉了肚子，一下子瘦下去了。后来他说拍这部戏确实很辛苦的。他回来的时候，还是从阿根廷给我带了一个很漂亮的盘子作为礼物，很大，很重，同他的心意一样。

直到现在，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陪他去阿根廷。直到今天，我都不敢多提《春光乍泄》这部电影。

国荣给我写了很多封信，常常是一些琐事和问候，唯有一封，我每次看了都会难过。那是关于香港回归的一封信。信里写道：

“姊，一国两制回归庆典，都是令人振奋的事，咱们俩都希望这不是空言，真的是梦想成真。你我都是性情中人，很多事情在我们的感觉上都能不言而喻。人生能交一知己如此，谁不愿意死而无憾，但愿我俩感情不变，胜于任何亲生姐弟。弟，国荣。”

* 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姐姐才答应将这封信公开

我现在看到这封信，还是很难受，因为这句话用得很重，他说交我这个朋友，死而无憾。而且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弟，国荣”，我一看到他写弟，我就特别难过，特别难过。

97年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回归的庆典，邀请了我一同去。在飞机上，他清唱了许多老歌给我听，一首接一首。看得出来，他心情真的很好，为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高兴。

认得国荣之后，我也认识了Daffy（小唐）。Daffy喜欢打羽毛球，国荣有自己的健身教练，他们之间的相处有默契，又和谐。

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带我参观自己的房间，所有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里，房间干净整洁。宽敞的客厅有一套很棒的音响，有一次他邀我一起静静地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看到他那么认真地在听，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虽然Daffy在家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们在半岛吃中饭，他们两个一人拿份报纸坐在那里看，我呢，就坐在旁边吃东西。突然之间，我感觉这种氛围很浪漫，像是国外电影里那些伴侣，一边看看新闻，一边吃点东西，很放松地在用餐。

意外发生的前几个月，我回到香港，他约我2点钟在文华酒店喝下午茶。刚面对面坐下来，他第一句便问我：“姐，你在上海好不好？”那时我刚移居上海没多久，我回答说还好，你呢？他说我很好，一口气告诉我四个好的地方。

第一，那段时间他本来有脱发的困扰，医生给他推荐了一种药，他说吃了这个药，头发就会长出来，已经有点效果了，这让他很高兴；第二，他说我的胃酸倒流现在也没事啦；随后他说，忧郁症也好了；第四，“我一直想做导演，剧本已经有了，现在有人准备投资了。”

面对他满足的状态，我感到非常感恩，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他的人生仿佛已经没有遗憾了，所有的事情都如他所愿，他的一切都那么完美。

我们聊到4点钟，他本来要走，因为接下来约了一个中医，但他说我们再聊多10分钟吧。10分钟后我催促他快点去办他的事吧，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心里还有很多遗憾，因为有太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讲完。但这次见面，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三个月后，我在上海听闻噩耗，在一片哭声中，我很难将他和我熟悉的国荣联系起来。他是那么珍惜自己的人，前段时间还同我说在旧金山看中了一个房子，非常漂亮，打算买下来，以后会去那里住住，还开玩笑说要我去美国也可以住在那里。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理解他选择了这条路。因为在我心里，我无法把我熟悉的他和离开的他连在一起。我一直没有把他的离开变成我的痛苦。

其实，我确实会担心被一些人误会我在拿国荣博流量。但仔细一想，这种误会又是站不住脚的。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香港还是上海，我和国荣几乎没有进入到媒体的视线中去。

倘若说我要博流量，那岂不是在国荣在世的时候，效果最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我们的照片和故事珍藏了20多年，作为我个人的美好回忆。

记得早年，我跟国荣说，我想在上海开个意大利的家具店，因为意大利的设计特别漂亮，国内那个时候是见不到的，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国荣听了立刻说：“你要开店，我来帮你剪彩。”我笑了，说那我压力太大啦。国荣可能不知道，正因为他这句话，我不敢让他为我操劳，也就没有把这件事行动起来。我担心麻烦他，会让我们的姐弟关系渗进来一点不必要的摩擦。

多年来，我总会想到他说的，但愿我俩感情不变，胜过任何亲生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