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屋芳雄，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室内勤防谍对策曹长，1931年参加日本关东军，在公主岭日本守备队服役。在上级的命令下，土屋芳雄刺杀东北义勇军战士，进行新兵“练胆”训练。
1934年考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多次接受拷打中国人的训练。1941年12月，参加镇压国民党抗日爱国组织，对抗日志士进行酷刑拷问时特别凶狠。他给受刑者的印象是“小个子、班长，小圆脸、最毒辣、摧残中国人最厉害”。
他在审问陈锡昌时，同汉奸侯玉民一起。从早晨7点多钟开始给他灌凉水。致使陈锡昌几次吐血。审问一直到次日凌晨1点来钟才算结束。
1934年11月的一天驻黑龙江省穆棱县平阳镇日本配属宪兵将从外地到平阳镇买东西的中国农民张文达逮捕。土屋芳雄和刑讯拷问的老手松泽等人。用酷刑逼迫他承认是抗日军的采购员。
第一天，他们用又粗又结实的棍棒对肩膀、背部进行毒打。接着又给上大挂。他们把张文达的手脚用麻绳紧紧地捆起来，反剪着吊在棍棒上，见他还不说，就搬来了约20公斤重的大石头垂吊在脚脖子上，使他的两个肩膀“咔嚓”一声，好像关节被折断了似的，疼得他昏了过去。
第二天、土犀芳雄等人给他用刑。他们把张文达紧紧地摁住、松泽用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他的后背，不一会儿张的后背全是烫黑了的伤痕，鲜血直流。拷问结束后，他们把他扔到一边两天里没给一滴水喝。
第三天。开始给张文达用水刑。土屋芳雄等人拿着大水壶给他灌水、嘴张像鲤鱼一样。“咕噜”“咕噜”地把水喝(不是喝而是强行灌)了下去，肚子鼓得圆圆的像球一样。他们又骑压在张的肚子上。把他肚子里的水挤出来。然后又灌水。这样反复几次，张又失去意识晕过去了。
到了第四天，刑讯继续进行着。日本宪兵伍长松泽又命令制作“新刑具”，拿三根粗圆木来，把它制成三角形木材。把张的外裤、裤衩全部脱光，让他坐在三角形木材上，把锐利的三角尖朝上一直刺到骨头才行。
张已被折磨得异常虚弱衰竭，他身上连一滴汗珠也挤不出来了，但日本宪兵还不罢休，又拿来两块大石头和一块结实的板子。把板子放进张的两腿之间，把石头放在两边，结果张的两脚皮肤开裂，桃红色的肌肉露了出来，连骨头都能看见。但张文达还是忍着，没说一句求饶的话。
第五天，他们又用缝被子的大针刺向张文达的指甲。土屋芳雄把针扎进他中指的指缝里。张痛苦得皱紧眉头。为了让大针扎得更深，他们就轮流在中指上扎刺，指缝里的血不断地流淌、张还是紧闭嘴唇。
在经过长达5天的残酷折磨后仍一无所获，日军杀害了张文达。
土屋芳雄后来感叹道：“我现在想来，觉得张文达先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一位坚贞不屈的抗日战士。”
张文达烈士
土屋芳雄还参与了“六·一三”逮捕事件,亲自逮捕并审讯那些被捕者。“当时我是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为逮捕班员，我参加了对王甄海等10人的逮捕。逮捕后即进行审讯我参加了拷问刘松山，亲自对他灌了4桶水。
乔子良是江原伍长拷问的我帮助他进行上大挂的拷问。对刘大川、我记不清是哪个下士官拷问的，但我也帮助他灌四五桶水，进行了拷问。还有一个是刘大川的亲戚、齐齐哈尔铁路职工28岁的男子(姓名忘记)由中田伍长及马居武雄翻译进行拷问，我参加灌凉水，灌了4桶半，约有一个半钟头，因为我是值日就离开了,他们仍继续灌,结果该被害人因灌水太多致死。我应负参加杀人罪行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个30多岁的教员(姓名忘记)，因受拷问、精神失常，用大便往自己头上抹。这时。我和其他5名宪兵、把他像扔猫一样地投入澡塘后边的脏水槽里，用木棒打他的头和身体，约进行了20多分钟的拷打。还有铃木、佐藤军营、江原、中田伍长等对约七八个人的拷问，我也去帮助。”
此外，土屋芳雄还与中田伍长拷问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调度科的鞠某。把他捆绑起来带到洗澡间灌洗澡水，经过3天的反复折磨，鞠某惨死。“我一连3天给鞠灌水，这等于是我害死了他。”
土屋芳雄入狱，从苏联清送到中国后，经付抚顺日本战非管理所的教育改浩、土屋芳雄变回了人。回到日本后，尤其是到了晚年，他不遗余力地从事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忏悔自己的罪行、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1995年刘丹华和土屋芳雄在日本见面。昔日是人对鬼。现在是人对人。朋友对朋友。两人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995年,郑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侵华日本宪兵土屋芳雄谢罪展》展览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明，从一个日本宪兵的个人侵华经历折射出日本宪兵作为酷刑主要施行者的铁一般的事实。
土屋芳雄当了13年日本宪兵、亲手杀害328名中国人，将1917名中国人投入监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惠民间谍案”。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亲自对土屋芳雄所在的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进行了“嘉奖”。
20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土屋芳雄认真反省、交代罪行。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到了晚年。十屋芳雄又一次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真诚的忏悔并到中国向部分受害者家属道歉。
他还花3年的时间整理出6册共950页的手记。名为《半生的悔悟》以他的手记为原本，日本学者长冈纯夫写了《我们落入地狱–土屋芳雄宪兵少尉的个人史》(中译本为《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