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似火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下，中国共产党人有些过度兴奋。也遵从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高速发展的惯性思维所致，全国上下亢奋，似乎超英赶美、进入共产主义就在不远的将来。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建议》明确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五）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建议》确定的从1958年到1962年五年内的主要指标是：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钢产量1962年达到1060万吨到12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35%增长到4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长一倍左右，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25%到30%。
应该说，1956年的党还是实事求是的，确定的二五计划建议目标是适当的。
可惜的是，当时党的威望处在高位，在“一五计划”巨大成绩下，1957年本意是在经济建设基础上繁荣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演变成了波及整个文化知识阶层、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扩大化，极大地伤害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信心。
紧接着1957年11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甚至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
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会议目的是纠正已经察觉到的这两年大跃进中的错误，本来已经统一了思想。结果由于彭德怀同志的一封信，导致会议后程变成了“反右倾”，从而影响了纠偏。
直到1960年冬，伴随着1959—1960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与苏联老大哥关系的扭曲，党中央终于意识到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被停止。直到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才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这样的几年不切实际又动荡连篇中，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自然走的曲折，制定的经济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五年时间里，与“一五“”期末比较，除工业、交通、钢铁实现少量正增长，主要农产品实物产量大幅度下降，人均粮食产量处于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