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璀璨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孕育出无数能人志士，“云南白药”发明者曲焕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曲焕章，原名曲占恩，字星阶。（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在云南省江川赵官村一户彝族家庭。
曲焕章幼时命苦，一岁丧父，三岁丧母，与姐姐曲映莲由祖母抚养。曲焕章幼时上过几年学，人聪明机灵，会汉语，苗语。
曲焕章九岁时，祖母去世。姐姐嫁本村袁槐之后，曲焕章投靠运输货物的马帮，打杂度生，辗转寮越边境。
曲焕章
曲焕章十一岁时，在闷坑(现西双版纳境内)山路上露宿时，遇到云游的道士，武当派的姚洪钧及其徒弟杜璞碧二人，姚道长见曲焕章面容憔悴，孤苦伶仃，心生怜悯，便收他为徒，随带他上山习武学医。
姚洪钧得武当派道医真传，精通外伤诸科，深谙百草奇药，救人无数。曲焕章聪明好学，侍奉惟谨，随师在云、贵、川一带行医看病、入山采药，归而配制，不离左右。
曲焕章十八岁时，杜师兄因受师傅差遣前往西藏办事，但一去无回。曲焕章成为姚洪钧的唯一弟子。
一天，姚洪钧带着曲焕章到集镇为人治病和售药，遇上过去仇敌，对方以刀枪对付赤手空拳的姚洪钧师徒。姚洪钧伤及要害，已无力回天，临终前他将武当派的治病医药十大秘方传授给曲焕章。
曲焕章悲痛之余，收拾师父的医具，继续到处游历行医。
没能挽救师父的性命，在曲焕章心里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他暗下决心，以毕生精力，发扬师父的医术和医德，造福于他人，以慰恩师在天之灵。
1902年，曲焕章回到原籍，不久便搬住江川县城行医。就在这年，20岁的曲焕章娶黄氏为妻。
一年后，黄氏生下一子，产后致病，长期瘫痪躺在床上。曲焕章细心给妻子医治调理，黄氏怕自己不能再生育，就说服丈夫，把自己带来的随嫁丫环李氏为曲焕章收做偏房。
知人不深、识人不慧，就是这样一个决定，埋下了祸患。
李氏婚后生一子，名叫曲万增。李氏妒嫉心强，品行不正，为霸占家中生意，将黄氏所生幼儿掐死。黄氏原本体弱，受此重击也随之亡故。
曲焕章因李氏的罪恶行为，向法院提出上诉。李氏自感罪责难逃，随即带了亲生子曲万增逃之无踪，无法归案。
为扩大生意，曲焕章迁徙到交通方便的通海县行医。他与当地商户缪宝权的女儿缪兰英结婚。
经过打听，曲焕章得知原偏房李氏逃往玉溪县，嫁给一位染布业的男人，并生下二个儿子。
曲焕章见李氏已成家生子，就不再告她。将李氏所生之子曲万增带回通海县家中抚养。李氏恶性难改，常往曲家偷看曲万增，并唆使曲万增将缪兰英所生的大儿子用毒药毒死。
经亲友再三劝解，认为曲万增少年无知，是受其母李氏所唆使，曲焕章对长子曲万增打骂了一顿，没有撵走他。
不料李氏的嫉妒和害人恶毒之心不死。继而第二次唆使曲万增从已怀有七个月身孕的缪兰英饮食中下毒。致使缪兰英早产，生下一女叫曲翠林。
接二连三的人命灾祸都出自李氏及其子之手，曲焕章也醒悟了，从此便没再要曲万增了。曲家从此之后也较为顺利平静了。接下来缪兰英又生下一子二女，1928年出生的曲嘉瑞，后来成为云南白药唯一继承人。
有关书籍和文章提到曲焕章的年龄、身世、婚姻，说法不一，有诸多偏颇。本文依据曲焕章之子、云南白药唯一继承人曲嘉瑞在《“云南白药”的创始人——忆家父曲焕章》一文记载为准【三元文史资料第2辑，1991 49-58】
几年中，曲焕章根据师父传授的秘方，在救治跌打骨伤等疾病过程中，实践与临床相结合。
曲焕章走遍当地山川，学神农尝百草。云南是野生植物王国，“跌一跤，压死三棵药”许多植物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找不到。
他曾经尝试草药时，被锁住了喉头；也曾多次中毒，心闷，呕吐。这些草药，有的能消炎，有的能止痛，有的能生肌。
曲焕章把多种草药按相应比例配制，不断应用于临床经验，进行改良。为行医方便，制成药散，并装入小瓶子，因为药的粉状呈白色，故定名为“白药”。
1907年，有一天傍晚，十来个人骑马到他家，说是“请”他出诊看病。曲焕章看来人不像平常百姓，还没等问清原委，曲焕章就被强行“请” 走了。
与这伙人打着汽灯连夜骑行了七十多华里的山路，到了一个山沟里，在一座破庙中落脚。这时天已大亮了，只见人马不少，曲焕章断定是个土匪窝。
大庙里躺着一个身上被连刺十几刀，性命垂危的人。众匪徒说这个重伤者是他们的“大哥”，要曲焕章想方设法将他医好，否则，要他给陪葬。
曲焕章没有受到土匪的言语恐吓，而是凭着医者的本心全力救治。他先给伤者用白药止血，又派人到家中去取药及带回两株玉连草，经过四十多天的治疗，将土匪首领医好了。
土匪首领感恩戴德，问要什么酬劳，曲焕章声明说什么东西也不要，只希望今后在行医做生意中，不要受到他们的干扰刁难就可以了。
1913年，曲焕章独自到昆明小南门行医卖药。最早，他居住在小西门蒲草田。其间，他在百宝丹的基础上，综合师傅所授医术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完善药方和研制新药。
1915年，通海县城被土匪攻占，城中大户有钱人家基本都被土匪抢了，只有曲焕章家没有遭抢。
不仅如此，土匪还将抢到的布匹拿上几匹、一头杀好的猪送到他家。由于曲焕章在昆明省城营生，他妻子又不知道收下这些贼货可能引起的后果。
当土匪撤走后，县城中被抢的富户联名控告曲家 “通匪”。曲焕章因此被法院判处死刑。
曲焕章不服，提起上诉，事情被土匪首领吴学显知道。吴学显写信给云贵总督(护国战争时期)唐继尧。
信的内容大意是：攻打通海县城是吴学显的下属一个派系所为，事先他还对该部下打了招呼，说他有个救命恩人曲焕章在此地，对曲家不能无礼，且要加以保护。给曲家赠送的物品是专为报答救命之恩，况且曲焕章在昆明行医卖药，不知道此事，确因报答恩情适得其反，遭受株连。要求唐继尧命令法院将曲焕章释放，否则，吴学显将攻打昆明省城。
唐继尧见信后，经查问曲焕章与吴学显认识的过程，属于正常的治病救人。唐继尧了解事态发生的经过始末后，认为通海被土匪抢劫与曲焕章无关，于是将他释放了。
同时曲焕章的白药和医术，让唐继尧知道他是有大作用之人，他将曲焕章暂留总督府候用。
唐继尧
有一次，昆明警务处长白晓松在华山西路被刺客枪击。白晓松的大腿连中几粒子弹，形成粉碎性骨折，他被送往昆明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医院。
经检查后，医生说要截肢方能保住性命。先后经过两家外国医院医生联合会诊，都主张非截肢不可，否则性命危险。
唐继尧带着曲焕章赶去医院看白晓松的伤情，唐继尧问曲焕章能否医治白晓松的枪伤，曲焕章说可以用白药治好他的伤。
曲焕章不用一刀一针，全用草药，经过六十多天的疗程，医好了白晓松的大腿，使其行走如故。
几家外国医院的西医不得不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医药学刮目相看，异口同赞。此事一时风传全滇，成为昆明茶楼酒馆、街头巷尾议论的新闻。
唐继尧对曲焕章也更加器重，先后任命他为云南省陆军医院外科主任、陆军医院院长（授上校军衔）等职，并亲赠“药冠南滇” 匾额，尊他为国手。
1916年，曲焕章将多年下来研制出的百宝丹、虎力散、撑骨散呈送云南省警察厅卫生所，经化学检验和临床观察全部合格，允许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他遂将灵芝图案作为商标，定名为“曲焕章万应百宝丹”， 同时，将原来用纸包药改为精致小瓷瓶包装，并大量销往全国。
1922年，曲焕章在昆明南强街买下一幢房子，正式挂起“万应百宝丹”的招牌。
药房除继续配制百宝丹，撑骨散、虎力散、消毒散外， 还出售洗肠散、补脑散等20余种药散。
1923 年后，军阀再次陷入混乱，各派系为了夺取政权开始内斗。一路走来，曲焕章虽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但总算有惊无险。
曲焕章退出军政界，在属于自己的净土上苦钻药理，使白药达到了最理想的疗效，成为“三丹一子”，即：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丹和保险子。救人无数,名噪遐迩。
一个名叫胡以钦的人回忆道：有一天，我的小弟妹数人在楼头嬉戏，突然一根栏杆脱落，九妹从楼上摔至下面花台边碎瓦堆上。当时血流如注，气息微弱，哭不出声。先父急请曲焕章至，余亲见其并未用任何药物清洗创面，只取出草药一团，糊于患处，包扎好，灌下百宝丹及虎力散。未几，九妹渐苏，曲焕章嘱日服药三次而去。经服药及换药数次，未半月，九妹即康复。奇怪的是伤处未留丝毫疤痕。先父虑九妹伤及头部，日后可能影响智力，但九妹长成后，竟成为诸兄弟姐妹中之佼佼者，余始对曲焕章神医妙药之说深信不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掀起。曲焕章捐赠百宝丹九千瓶，报效祖国。
12月14日，曲焕章上书道：“章僻处滇南，心存济世，……此次对日宣战，章愿竭尽心力，尽其义务，以表区区爱国之热忱，而维作战之将士于善后”。
张学良曾致电昆明商会，称：“该市医士曲焕章报效百宝丹九千瓶，以供抗日军用，爱国心长，殊堪嘉，倘俟有需要，再行电达索寄”。
1932年1月6日，云南新商报刊登文章《情殷救国之曲焕章》写道：“百宝丹功用极宏、断腔滔胸，损筋折骨，内服外敷，奇效立见，战阵之间必不可少”。
1933年，曲焕章在昆明金碧路424号建成五间三层楼的“曲焕章大药房”。
当时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江西等地乡下流行一种叫“脚温”的传染病，内服白药可以治好这种病。
由于病情遍布地方广阔，病多药少，药价直线上升，一瓶白药最高可换一两黄金或一块手表。
眼看生意人不断乘机哄抬白药价格，南京国民政府对“曲氏白药”实行全部包销，每产一批就用飞机直接空运南京。
由于百宝丹销路好, 社会上投机者为获暴利, 竟制作假药出售。这使曲氏白药的声誉受到严重威胁。
曲焕章又研究出一个新颖独特的方法。用特制的药片 1至 2粒附加于瓶口的药粉中, 既作 药, 又是 记 。
这种药片的用途与白药相同, 药效加倍，专用于危急重症。同时还有使药品经久不变的防腐作用。这种附加药片自然成了曲氏白药的特殊识别标志。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后，同年9月，驻滇六十军军长卢汉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为支援军队抗日，曲焕章将五万瓶白药免费分送给家乡这支抗日军队。
在战场上，战士们受了伤，就把白药粉末吃一点、伤口外敷一些，又继续上阵拼杀。
曲焕章为了满足战时所需，扩大生产，采取了许多措施。与当地老百姓订立合同，要他们按质按量交售各种药材；人手紧张，就临时招聘工人，他自己更是夜以继日地进行配药。百宝丹生产出来后，快速发往抗日前线。
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派他的秘书来请曲焕章到重庆，出任新成立的中央国医馆馆长之职。
去重庆之前，曲焕章将其秘密配方和制作方法传授给妻子缪兰英, 并告知有德者方能传之。两人还到城隍庙磕了头，在城隍庙的神仙面前，发了誓。
曲焕章一到重庆，焦易堂以抗战需要为由，要曲焕章献出秘方。 其实这是政府要人看中了此药的巨大利益，想据为己有，而让焦易堂出面。
焦易堂向他说：“现在正值抗战时期，前方需要白药，政府对云南白药颇为重视，希望你有将处方交出来，让政府大量制作，供前线抗战用。”
曲焕章听后沉思，他知道焦易堂是假公济私，醉翁之意不在酒，说：“如果政府真重视白药，就请拨给基金，筹建白药厂，我只参加筹建和制作，别无他求。”
焦易堂又哄道：“如果献出处方，国医馆是万万不会亏待你的，会给你最优待遇的。”曲焕章答：“国医馆是私人集资办的，与国家拨款专办是两回事。”焦易堂发怒道：“你这人太狡猾，不讲人情，你不要后悔哪！”
1938年8月，也就是曲焕章到达重庆两个月后，噩耗突然传来，曲焕章客死他乡，终年56岁。
据说，曲焕章被软禁起来，再加上重庆气候大热，身体不适，因而忧愤成疾，骤然离世。
曲焕章的妻子儿女，哭成一片，云南的《民国日报》也登了这个消息。
曲焕章死得不明不白，却也无可奈何。一代名医，最终挽救不了自己坎坷多舛的命运。
曲焕章去世后，遗体运回云南，葬于昆明玉案山花红洞。他的遗孀缪兰英带着10岁的儿子曲嘉瑞和三个女儿，继续经营大药房。
1946年曲嘉瑞到香港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和音乐。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接母亲缪兰英电报，佯称病重，电促其回昆明侍奉。实际是让儿子继承父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呈现出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气象。1951年，百宝丹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
缪兰英遵循夫训“唯有德者方能传之”，于1955年，将曲焕章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秘方及其配制方法，全部献给人民政府。
当年的《云南日报》刊登了缪兰英献方的照片，并追述了一代药王传奇的一生。
1956年，经昆明市卫生局(56)医字159号文件批准，“曲焕章万应百宝丹”改名为民间习称“云南白药”。
曲焕章家大药房库存药品、药材、物资等作价收买划归昆明市制药厂。缪兰英被安排在昆明市制药厂任技师，也安排她的子女到药厂工作。
手工制作的小作坊而进入了国家正规制药厂生产。曲焕章“普济生民”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
1971年6月1日，建成国营云南白药厂。“云南白药”传承人曲嘉瑞任云南白药厂副厂长。
曲嘉瑞有感于党的恩情，他想把母亲留给他的曲氏传药其它方剂献给国家。
曲嘉瑞把省吃俭用的多年积攒拿出来，自己出资求助解放军云南总医院、昆明市盘龙区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得到一本本、一叠叠医院临床试验的报告，共获一万多个数据。
曲嘉瑞苦苦寻求开发新药的出路。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方剂，如果不能开发利用造福人民，我实在愧对先父，愧对我的母亲！”
1985年1月30日，曲嘉瑞夫妇带着三个子女来到福建三明安家。
曲嘉瑞不远千里来到他乡，此行目的为着手筹办中药厂，开发曲氏传药。
1991年，他被三明制药厂许建山厂长慧眼识中，他的中药厂并入国家大型制药企业——三明制药厂。
曲嘉瑞把曲氏草药全部秘方毫无保留地交给药厂，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发曲氏新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果。
曲罗云
2002年1月，74岁的曲嘉瑞病逝。2005年，他的遗孀李荣峰，及曲家第三代传人长子曲罗云、次子曲罗敏、女儿曲罗昆注册成立曲嘉瑞(三明)中医药研究所。
以研究开发曲氏祖传秘方，不断改进完善“曲氏”牌中药，努力推陈出新，将曲氏祖传的秘方不断开发。
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已走过了百年的沧桑。曲家几代人秉承“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信念，实业报国，奉献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