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传下来的百十来字“豆腐块儿”散文，犹如晶莹剔透的宝石，历经无数次遴选，穿越千百年，仍“屹立”于当今文选和课本之中，令人赞叹。这些精美短文具有“三个诀窍”。
第一，立意独到。譬如，150余字的《杂说四》（韩愈），提出与一般见解相悖的观点。人们常说：“缺人才啊。”该文却振臂高呼：“不缺人才，缺的是赏识人才的人！”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请看：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又如，仅68字的《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刘彻），是官府通告，提出要聘用有缺点的“茂材异等”！这跟古往今来征求人才时罗列一条条优异资质大相径庭——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再如，仅百余字的《爱莲说》明确打出“与前人不同”的大旗，高调宣称：“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如果是写人的精粹短文，目光瞄向的，是不同于常人的独特风骨。如170余字的《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写了鲜见的奇人：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穷得叮当响，却不胜其乐；读书随兴之所至，不追根穷源；有酒就喝个痛快，写文章自己看着高兴就行——刻画出一种特立独行的志趣和精神追求。
第二，论据精当、给力。如上述《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总共四句话，第二、三句给出两个论据。一个是“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意即虽有缺点，能建功立业，就是有大本领的人，强调“看人看大处”。另一个是“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意即对有缺点的人，“关键在管理”。两论据精辟有力独到，不容置辩。
再如，80余字的《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着力刻画写承天寺之静：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写“静”的论据是“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也就是月下翠竹、柏树的斑驳“影子”。环境寂静，才能注意到竹树倩影；内心宁静，方有心思从地上疏影联想到池中水藻——别出心裁的“影子论据”营造出环境和内心的“双重安静”，让承天寺之静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语言洗练、易懂。试看以下几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杂说四》）、“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小石潭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句句干净、好懂。
其实，现代优秀白话短篇，同样蕴含“三个诀窍”。试看160来字的《山茶花》（郭沫若）：
昨晚从山上回来，采了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它们投插在一个铁壶里面，挂在壁间。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黑色的铁壶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样了。
今早刚从熟睡里醒来时，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种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
这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呀？——
原来铁壶中投插着的山茶，竟开了四朵白色的鲜花!
啊，清秋活在我壶里了!
写秋天的韵味不写辽阔天地间的花草树木、山河原野，而是将“笔路”一转，指向室内，赞美插在铁壶里的山茶花。这是“独到的立意”。“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气”是写“味”，“白色的鲜花”是写“色”， “味”与“色”共同构成“山茶花体现纯美秋韵”“精当、有力的论据”。语言亦简洁、易懂——同样显现出“三个诀窍”。
“三个诀窍”跟清代桐城派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契合，关涉文章的“论点”“论据”“语言”，是在回答“想说啥？”“根据是啥？”“怎么说？”三个属文的基本问题。
“论点”如“货”，“论据”似“船”，“船”坚不漏，“货”才安稳如山。“语言”好比吹帆之风，罡风劲吹，“货”才运得远。
贯彻第一个“诀窍”，须深入观察、独立思考。贯彻第二个“诀窍”，重在一个“细”字。清代说书人柳敬亭为说明“武松的英雄气概”，采用了一个极为细小的“论据”：武松走进酒店，店内空无一人，便高叫一声，震得店内空缸空瓮都发出一片“嗡嗡”声。这个细微“论据”顿时把武松高大魁梧、气概不凡的形象凸显起来。贯彻第三个“诀窍”，宜“以口语为主，杂以书面词语”，使语言既流畅易懂，又不失文采。
“三个诀窍”不仅是写短文的好帮手，对写好长篇也颇具启示意义。
（作者：杜永道，系《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