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其人在黄埔系中素称“长者”。虽然他并不具有长者的年龄。堪誉为“长者”的，是他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抗战期间，三为军长，转战长城内外，长江上下，印缅异域，勇挫敌锋，积功至驻印军副总指挥。辽沈战役期间，为东北保安代理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夺热河，救四平，显赫一时，最终兵困长春，尸山血海，解甲归田而永不言兵。
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6岁起，父亲亲自传授知识。
<8岁，被送入私塾。
10岁，被父亲送进乡间开办的新式小学，不到一年，因为教学质量的原因又被送回私塾。
16岁，升入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读书。
16岁，升入石门中学读书。
17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商厦商专。
23岁，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同时加入国民党。
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商溪河南岳寺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读私塾，十七岁入石门中学，在校期间，曾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因故停办，返石门完成中学学业。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又考取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县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印缅生涯
1943年春，退往印度的远征军合编为一个军，史迪威为夺取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赶走了罗卓英，因郑性格温和，擅长交际。蒋介石遂派他出任新1军军长，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郑洞国开始时处境困难，仅仅能指挥军部警卫连，负责维持军纪，后来因其才干和坦诚，逐渐得到史迪威的信任，参与军机。1944年5月中旬，史迪威出动“抢劫犯”突击队，袭占密支那机场，密支那战役打响， 但在进攻密支那市区时因日军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屡屡受挫。史迪威连续更换4名美国将军都无济于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视察，遂担负起作战指挥任务。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国军三个步兵师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战死3000，残余800逃亡，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史迪威离职后，他于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终于彻底从美国人手中夺回了军队控制权。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重庆期间，郑洞国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会、座谈会，介绍缅北反攻战役作战情况，重庆的许多报刊也纷纷载文称颂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的辉煌战绩，使国内人民和将士的抗日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取得了光辉的胜利。郑洞国在昆明参加了各界民众组织的许多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一连几日高兴得夜不能寐。这期间，蒋介石曾电召他去重庆，欲委任他为其侍从室侍卫长，他以自己性情愚拙、不善内卫事务为辞，婉言谢之，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东北三年
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战后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郑洞国认为，双方之间大的冲突甚至内战迟早会到来。但是，他非常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战后的中国急需休养生息，与民更始。郑洞国一面积极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一面思索自己的前途。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被卷入到内战当中去了。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