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戚本禹，上世纪六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人物，他身上有着很多标签：《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秘书局副局长、办公厅代主任。
以上是他人生高光时刻的标签，而他，还有着另外一个标签：编号“6822”。
“6822”代表着，他是1968年第22个进到秦城监狱的人。
平凡
1931年，戚本禹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是山东威海。
戚本禹的小学和高中都是在上海度过，早年间就读于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
1949年的时候，他被选派去到北京的劳动大学进修。
1950年毕业，戚本禹进入秘书室，开启了自己见习秘书的工作。这一年，他19岁。
这个由田家英牵头负责的秘书室，和办公厅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但是，秘书室和办公厅的具体职能又不同，两个单位是平行的机构，所负责的具体职责也不尽相同。
简单的说来，办公厅所负责的主要是来自整理、归纳各级机关呈送上来的文件；而秘书室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整理归纳来自民间的一些信息。
这收集、整理、归纳民间的信息，当然并不是到处去收集小道消息，而是主要从各地的新闻报刊上做摘要。
在秘书室工作期间，戚本禹的文笔和才华被田家英看中，就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工作，一开始是负责帮田家英处理一些日常的文件和信函。
从1951年开始，田家英让戚本禹协助自己，做一些编辑伟人著作的工作。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在秘书室待了十个年头的戚本禹，被提拔为一科的科长。
1962年，戚本禹离开秘书室，被调到《群众反映》担任主编，这一年，他31岁。
也正是在《群众反映》担任主编的时候，戚本禹写下了两篇文章，这个笔杆子，终于完成了“以文章显达天下”的夙愿。
成名
1963年，是戚本禹成名的一年，这一年，他32岁。
这一年，他执笔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文章发表之前，戚本禹就去到偏僻的乡村调研去了，身在信息不通畅的乡野，他并不知晓自己这篇文章，所激荡出了一层层涟漪。
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三人都是当时出名的文人学者，在学术界颇有名望，而当时的戚本禹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在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布之前，罗尔纲等史学家对于李秀成的评价都是比较正面的，针对他所写下的那篇万字“投降书”，普遍认为是一篇“伪降”。其目的有二，一是委曲求全，保存实力；二是希望劝动曾国藩。
但是，戚本禹于文章中直接提出相反的论调，他认为李秀成就是背叛了他的事业。
这是一篇学术文章，但是不同于其他人，戚本禹的学术文章里面，会引用一些诗词来强化感染力和表达力。这些诗词加进去后，并不显得突兀，反倒是恰到好处的彰显了一种无形的张力，使人读起来不仅有感染力，还有着一份魄力暗含在里面。
当然，“文笔上好”和“观点新颖”这两点只是能一炮而红的因素，戚本禹想要的不仅仅只是出名，他其实想要的还是职位上的升迁。
阎长贵，是关锋的关门弟子，和戚本禹来往也颇深，他曾说戚本禹这个人的官瘾很大。这个评价在我看来，倒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正因为官瘾很大，戚本禹才不满足于秘书室的一个小科长、一个内部刊物的主编。
戚本禹的文章有着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古喻今”，他写李秀成并不只是简单的阐述“变节行为”，而是“借古喻今”。
他这个“喻今”，指的就是当年中苏交恶，提笔棒打的就是赫鲁晓夫那群人。
1950年，中苏之间处于蜜月期，而到了1958年底，随着赫鲁晓夫一系列的霸道行为，中苏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戚本禹的那篇成名之作里，有这么一句话：
“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之耻辱”。
他这所说的“背叛”，指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后续在苏联国内进行的“去斯大林化”。
戚本禹有着相当的智慧，下笔之前他就知道为何要评击李秀成，他的目标并不是单纯评击李秀成的变节行为，在他靶子的红心部位，是要棒打苏联那帮人。
这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正得益于这篇文章，“戚本禹”这个名字才浮了上来。
当戚本禹从小山村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这篇文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
他的文章发表后，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由学术界逐渐蔓延到了社会上。
当时，一些学校的墙上本来还挂着李秀成的画像，也因此取了下来；更有甚者，一些支持戚本禹观点的中小学教师，要求将李秀成移出课本。
当然，总的统计下来，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上风，尤其是来自学术界的反对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起初，戚本禹的日子并不好过，并且在学术文化界这个圈子，对他的论调是很反对的。戚本禹也因此，有相当一段日子是过得比较难的。
不过，伟人看到他的文章后，是很赞许的。有了伟人的肯定，戚本禹这才算是翻了身，度过了可以说是被千夫所指的日子。
随后，他又写了一篇评击李秀成的文章，由此，戚本禹的声望再次显扬天下。
在戚本禹文扬天下的时候，阎长贵还只是中国人大哲学系的一个普通学子。
阎长贵回忆，他们这些青年学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知晓“戚本禹”这个名字，拜读过他的大作后，即使是不赞同其观点的人，也会被其文笔所折服。
进阶
戚本禹无疑是聪明的，其他不论，仅从仕途智慧而言，他是聪慧的。
他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精通历史，文思又很敏捷，最主要是懂得揣测上意，他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为自己铺开了仕途的进阶之路。
只是，他或许也想不到，自己终究会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
1963年，32岁的戚本禹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多单位都注意到了他，最后还是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把他调进了红旗杂志社。
进入红旗杂志社，戚本禹可以说是鱼跃龙门，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他在杂志社内，担任历史组的组长，这个职务是相当重要的；这《红旗》杂志是由伟人倡导主办的，他对《红旗》这本杂志十分的看重，说是心头上的肉也不为过。
而历史，亦是伟人历来所深入的领域，在《红旗》杂志里担任历史组的组长，足见这个职务的重要性。
坐在这么一个位置的戚本禹，其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1966年的5月23日，田家英去世，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秘书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此时的他，已然成为炙手可热，位列中枢机要人物之列。
他的身份，也从最初的秘书十六级干部，一跃成为中央首长。
1966年，35岁的戚本禹走上了仕途的高光时刻。但是，他却想不到，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昙花一现，屈指一算，不过一年出头的光景。
从1966年5月，他取代田家英那一刻开始，戚本禹就开始抛头露面。截止到1967年的12月，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戚本禹对外公开发表讲话的次数多达120多次。
因为他本人身材高大，一米八左右的大高个，再加上讲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因此，也得了一个“戚大帅”的名号。
1967年8月26日，晚上，戚本禹亲自把关锋、王力二人送到钓鱼台2号楼，“王、关”二人由此被羁押了。
六十年代，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名字是捆绑在一起的，三人被统称为“王关戚”，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存在。
王力和关锋的失势，是因为炮制了一篇篇文章，作为他人的马前卒，想染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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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到出事了，别人滑脚推卸责任，王力、关锋也就倒霉了。
虽说戚本禹并没有怎么参与其中，但是，一来作为“王关戚”中的一员，另外两个人失势了，他也是脱离不了这种捆绑影响的；二来在六十年代，戚本禹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出格的行为。
因此，王力和关锋被羁押后，戚本禹也处于内外交困当中。
就连陈伯达也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面透露过一些风声：
“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这话说得也是不明而喻了，就差直接点名让你们去揭发戚本禹了。
自打王力和关锋失势以后，戚本禹的失势，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戚本禹在达到权力高峰的时候，又疾速坠落，恰如一颗彗星，在天空中留下了一抹亮光。
要是具体的说来，戚本禹被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67年7月20号在武汉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询，我再此就不过多赘述了。
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要求请假检讨，随后就被直接送进了秦城，他在里面的编号是“6822”。
晚年
1980年7月14日他被依法逮捕，准确地说，是补办了逮捕手续。
所以，有些文章里会说他是1980年7月14日被正式逮捕的，这其实是一个误导了。
1983年11月2号，戚本禹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他的刑期从1968年1月被羁押的那一天开始算起，按照羁押一日抵刑期一天来计算。
1986年，戚本禹出狱后，回到了上海，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部，当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
有意思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曾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岗位上工作过。这兜兜转转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这人生的编剧还真是挺有意思。
戚本禹出狱后和妻子邱英，以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也算是其乐融融，安享晚年了。
在图书馆工作到了九十年代初，戚本禹从岗位上退休了下来，开启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作为一个笔杆子，他晚年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写书，他晚年出版的著作，大多署名“戚文”。还有另外一个不常用的笔名，叫“司马琪”。
2008年的时候，戚本禹和友人一起，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68年的国庆，戚本禹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处境当中，登上了这里；时隔多年再次故地重游，身份和心境也不一样了。
2016年2月24日，戚本禹在香港的港大深圳医院，被确诊为胃癌，同年的3月2日，他转到了深圳医院接受后续治疗；随后不久，再次转到了故土上海。
2016年4月20日，清晨7:58分，戚本禹于上海病逝。
四天后，4月24日，这一天是周日，上午9:30分，他的追悼会在上海的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举行。
戚本禹走完了他这，或好，或坏，充满争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