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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一个国家来说，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发展维护与其它国家关系的手段。
通过外交不仅可以推动有利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实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而且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外部问题，维护国家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安全。
一直以来，中国雄霸于世界东方，在整个东亚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与周边各国数千年的交流发展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贡外交体系。
但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王朝之一，却在开国初年的中日外交上少见的受挫，其结果不尽人意。
一、明朝洪武时期的倭寇外交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十多年的奋战，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正式建立大明王朝，开国年号为洪武。
洪武初期，天下初定，大明国内外形势并不稳定。
在国内，北方元朝残余势力依旧死而不僵，建立北元政权，盘踞西北；而在南方，云南、四川等地尚未完全统一。
在国外，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分残余势力逃亡海上，与日本战乱流亡的倭寇相互勾结，他们在沿海地区：
“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频繁，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成为当时一害。
当时，明朝主要力量集中于北伐和收复四川、云南。
因此，明王朝并不能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去加强沿海军事力量，来驱逐倭寇的侵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便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让日本自己平定倭寇，随即展开了“倭寇外交”。
可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不好。
自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元朝两次东征日本，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也导致两个国家从此交恶。
双方在此后长达70年的时间里，断绝了外交往来。
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派遣使臣分别到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等东亚周边国家，宣告新王朝的建立，重新缔结外交关系，以此得到周边各国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
据记载，1368年12月（洪武元年），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这些国家在接待明朝使臣之后，纷纷在第二年遣使来贡，可唯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才得知，使臣“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
使臣居然能被贼寇杀害，可见其猖獗程度，这也导致外交文书到不了日本倭王手中。
不管怎样，明朝与日本的首次外交以失败告终。
对于日本没有外交回应，不明原因的明王朝十分生气，后来在出使的国书中还专门就此事怒斥：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
可考虑到中日多年外交断绝的特殊情况，以及沿海面临的倭寇问题，大明还是决定继续派遣使臣出使日本。
二、朱元璋倭寇外交的失败
洪武二年二月，明太祖又继续派遣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
日本九州地区离中国最近，大明使臣就是由此路到达九州，来到日本。
由于不知道日本当时的情况，使臣们将占据九州的大名势力南朝政权首领怀良亲王，误以为是日本倭王。
此时的怀良于1359年与日本幕府军在筑后川之战中获胜，赢得了日本九州地区的统治权。
当他看到明朝的国书之后，对朱元璋“盛气凌人”的态度也很生气，当即就将其中的五位明使杀掉，而杨载、吴文华两个重要人物被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国。
有道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日本公然杀害使臣的外交事故，让明朝颜面尽失。而且倭寇的侵袭随之加剧：
“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但此时明朝北伐正处于关键时刻。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北京，元顺帝北逃，这是收复北方失地的良机。
而且，当时的朱元璋，对日本自己处理倭寇问题仍抱有幻想。
洪武三年，他再次派遣赵秩等使臣前往日本，在使臣队伍中还押送15名倭寇跟着赴日，要求日本从严处理这些倭寇，来试探其态度。
这一次出使，与之前大不相同，怀良一改去年的敌对态度，转对抗为恭顺，并甘愿俯首称臣。
据明代史家高岱记载，赵秩见到怀良“日本王良怀礼遇载等有加”。
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这是因为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朝室町幕府召集各方力量准备讨伐南朝，怀良面临困境。
而大明刚将元顺帝驱逐出北京，势力正盛，怀良想借明朝的声势来抵抗各方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南朝的掌权者怀良，只能接受明朝国书的要求，在洪武四年遣使来华，向明朝奉表称臣。
面对怀良的称臣纳贡，朱元璋除厚赏怀良使臣外，还特意让佛教祖阐禅师等人护送使臣回日本。
“天宁禅师祖阐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会朝廷将遣使日本，诏祖阐与克勤俱。祖阐不惮鲸波之险，毅然请行。”
然而，祖阐一行抵达日本后，才发现怀良并非真正的日本国王，南朝也快要被北朝攻陷了。他们被北朝人拘留在日本圣福寺，差点被冻死、饿死。
最终祖阐禅师等人通过日本宗教界关系，才见到北朝的足利义满将军，摆脱困境，并于洪武七年（1374年）回到大明。
与其同来的，还有日本统治者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遣的朝贡使团。
朱元璋到此刻才知道日本内乱、倭寇横行的真相。
但也因日本国内战乱横生，无统一政权，外交没有效力，无法解决自身的倭寇问题。
加之倭寇仍旧在沿海肆虐，朱元璋对日本失望至极，故而当日本的使臣朝贡时，被他多次却之不纳。
“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
朱元璋欲让日本平倭的希望彻底破灭，所以“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由此将靖倭的重点放在了实行海禁，加强沿海军事力量，其“倭寇外交”宣告失败。
三、朝贡体制下的面子和里子
中国古代的外交可以简称为朝贡外交，朝贡外交以朝贡体系为基础，是从秦汉大一统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体制。
朝贡体系又叫宗藩体系，是在整个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而这样的体系，本质是基于古代中国强大的实力。
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居于万国之上，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周边各国则“自降一等”，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自愿向中国朝贡。
自古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只有上国对藩属的关系，中国的一切外交也都是上国对藩属的外交。
中国与东亚其他周围地区相比，无疑带有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优越的色彩。
而明朝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的失败，表面上来看，是朱元璋对日本指责的态度，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拒绝。
可见，朝贡外交体系，中国并非完全至高无上，日本也并不总是认可明朝的权威。
日本甚至曾多次斩杀、拘禁明朝来使，怀良亲王也曾藐视明太祖的统治权威，称“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公然挑战中国在当时的中心地位。
当时，明朝对日本的外交诉求中：日本承认明朝新政权，向其称臣纳贡，更多是表面形式，即“面子”；而要求日本处理倭寇之乱，以此保障中国沿海安全，才是实质内容，即“里子”。
明太祖多次遣使日本，要求他们解决倭寇问题，可谓不厌其烦，因为倭寇才是明太祖的真正关注点。
但此时日本内乱不断，并未能按照明朝的预期去平定倭寇。哪怕日本曾几次奉表进贡，遵守朝贡礼仪，依旧不能让朱元璋满意。
毕竟，当里子问题得不到解决时，面子也就荡然无存了。
结语
明朝洪武初年中日外交的终止，根源在于倭寇连年侵犯中国沿海，给国家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日本本土内乱不休，难以处理倭寇问题，使得朱元璋对倭寇外交失望，从而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
可见，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面子，而国防安全才是里子，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明史纪事本末》
《明太祖实录》
《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