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胜利就是中华人民的长沙大捷。其实长沙会战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台儿庄战争的意义，两次战争都非常的震惊世界，而且长沙会战的指挥官薛岳将军更是因为这场战争得到了日本人的尊重，也得到了国民党派人士的尊重。（1941年12月《泰晤士报》）
1938年11月，为期4个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广州等重镇，但也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从七七事变以来，一年多在中国战场上高烈度的战争损耗，加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持续开展游击战，使得日军不得不在占领区投入大量兵力驻防，以上种种因素导致日军在华兵力严重匮乏，无法再发动新的攻势，由此，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不但一个月就灭亡了中欧强国波兰，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盟国日本，加上此前在诺门坎战役的失利，日军迫切希望通过一场胜利来振奋其侵华的士气。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道进攻长沙，目标是占领长沙并寻机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
长沙是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仅控制的少数几个大城市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战事首都重庆的重要屏障，战略位置极其重要。9月14日夜，日军从赣北发动钳形攻势，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面对日军大举来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国军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成功打退日军对长沙的攻势，日军被迫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再一次刺激了日军的侵略野心，为早日结束中日战争，腾出手来经营太平洋战略。日军集结第三、第四、第六师团主力等12万余兵力于岳阳、临湘地区，准备再次进攻长沙。9月7日，日军向大云山、方山游击根据地进攻，第二次会战打响。战役初期，日军迅速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直逼长沙城区。薛岳以“反八字”战术节节抵抗，步步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并调集重兵将日军合围在长沙附近，日军在南北夹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10月1日向北突围撤退。薛岳趁势发起追击战，重创日军，击毙日军1.7万余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开始了对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扩张运动。为配合在东南亚对美、英军队的攻势，日军调集5个多师团、10万余人的兵力再次进攻长沙，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薛岳指挥13个军、37个师17万余人的兵力，抵御日军的进攻。12月24日，日军兵分8路强渡新墙河，国军依旧凭借“反八字”战术节节抵抗、步步消耗日军，等日军推进到长沙城下时，已经是精疲力尽、强弩之末。1942年1月1日至4日，国军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日军攻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后撤。薛岳抓准时机开始全线反击，日军惨败，国军共毙伤日军5.69万人，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军对长沙产生了阴影，称之为“大日本陆军的伤心之地”。此后2年多不敢再对长沙发动进攻，几乎同时期，国民政府组建远征军入缅甸参战，远征军抽调了当时各个战区的精锐力量，作为精兵猛将云集的第九战区也被抽到了许多部队到缅甸，使得长沙的防御力量被削弱。至1944年夏，日本在中国战场发起了最后一博，集中了51万大军发动豫湘桂大会战。日军的突然袭击打的国军一个措手不及，短短几天河南陷落，之后日军将目标对准湖南，而湖南的核心莫过于长沙。
1944年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坐镇武汉指挥，发起了第四次长沙会战（也叫长衡会战）。此次日军吸取3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集中36万大军，兵分三路来袭，避开国军主力实施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防守长沙的国军只有30万人，兵力上不占优势，薛岳的“反八字”战术的核心就是以多打少，节节抵抗，现在日军重兵来袭，迅速就推进到了长沙城下，并迅速占据长沙的制高点岳麓山主阵地，6月19日，长沙失守。
4次长沙会战，国军三胜一败，日军累计伤亡10万人，薛岳一战成名，成为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日军人送外号曰“长沙之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