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的一天，重庆军事法庭里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等着审判臭名昭著的汪伪政府汉奸李时雨。
很快，李时雨被法警押解上来了。只见他浑身是伤，衣着褴褛，明显在监狱里遭到了毒打。
但是奇怪的是，李时雨的面上始终挂着一缕微笑，仿佛他完成了什么大事一样。
围观的群众们对此愤怒不已，纷纷要求法庭从重进行处罚。最终，重庆军事法庭判处李时雨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没想到，听到如此重判，李时雨一点都不惶恐害怕，自然保持着淡定的微笑。
李时雨到底是何身份？他为何如此狂妄，在这种时候还能笑得出来？这一切，还要从10年前，汪伪政府天津检察院一位新来的检察长说起。
忍辱负重，妙计频现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淖尔的一个大地主家庭。
李家虽然当地最富有的地主，但从来没干过剥削老百姓的事，一直和农民们相处得很好。
李时雨少年时，更是有许多农民玩伴。
长大后，他外出求学，曾经多次目睹列强在东北大地上的累累罪行。看着同胞们受苦，李时雨暗暗，一定要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让列强不敢随意欺辱。
但是面对军阀混战不休的旧中国，李时雨还是陷入了迷茫：如此多的理念和流派，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
李时雨没有急着加入任何一种流派，而是默默观察。
后来，国民党逐渐把军阀们收服了，但李时雨心中还是觉得，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不像是真正能领导中国富强起来的政权。
李时雨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求学，一边慢慢寻找着自己的同伴。
1931年，他终于和我党搭上了线。
在理解我党的政治理念之后，李时雨非常激动。他知道，如果新中国要富强起来，如果所有的中国人要富强起来，那必定是在共产党的带领之下。
李时雨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迫不及待要上前线，为自己的理想流血出力了，这时，组织却找上了他。
1931年时，正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无数地下共产党员被残忍杀害，我党的组织建设也遭到了很大破坏。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组织决定，派出数名特工，潜入国民党机构内获取情报。李时雨就是被选中的人之一。
李时雨很纠结。
要做地下情报工作，意味着需要隐姓埋名，和敌人不断斗智斗勇。到最后，也许没有人会知道他的付出，甚至还会让他遗臭万年。
从个人意愿来说，他更想上前线去拼杀流血。但是为党为国，他还是选择了听从组织的安排。
接下这项艰巨的任务之后，李时雨继续在政法大学深造。但与此同时，他开始不断和国民党接触，为我党获取情报。
1934年，李时雨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打入东北军，试探张学良！
原来，“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认识到，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必须集全中国之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势在必得。
国内各路势力还在忙着给自己划地盘，而日军进军华北的意图更加明显。此时，只有驻扎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意识。
但是，张学良是国民党将领，虽然他也表现出一些想要联合我党抗日的意愿，但他会不会临阵反水，谁也不敢打包票。
对此，组织决定派出李时雨同志，打探清楚张学良的真实意图。
之所以选中李时雨，不仅因为他本来就是东北人，还因为他在东北军中有故人。
原来，李时雨的好友兼同乡张学孟，已经是张学良麾下红人了。
在张学孟的介绍下，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
他时常以寻找好友张学孟为借口来到张学良的公馆，通过和张家的仆人闲聊，他很快就能提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果然，张学良确实希望同我党合作，赶跑日寇。
1936年12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但李时雨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接到了更艰巨的任务。
1937年，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取道天津，原本是想到北平寻找“东北救亡总会”，可是日本突然发动“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了。夫妇俩只好原地待命，等待组织的安排。
这段时间里，李时雨每天都能听到枪炮的轰鸣声和人们的哭叫声，一眼望出去，哀鸿遍野。报纸上，城市沦陷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李时雨的心。
不过，李时雨很快发现，由日本人扶植起来的治安维持会，其中的总务科长吴光弼，曾经在张学良手下工作过。这也就意味着，他再次有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
李时雨找到吴光弼，先拍了一通马屁，又开始卖惨，说自己找不到工作，请神通广大的吴科长帮帮忙。
吴光弼果然上当了，而李时雨本身又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很快他就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不仅如此，李时雨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很快就得到检察院院长的青睐，甚至委派他为联络专员。为了便利他出行，检察院还特别给他颁发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签发的通行证。
李时雨拿到通行证时，欣喜若狂，表面上他对着汪伪政府大表忠心，但内心里，他想的却是可以更加顺畅地在沦陷区来往，为我党传递消息。
为了降低敌人警惕性，李时雨故意伪装成爱慕虚荣、见钱眼开的样子。
有一次，他找到检察院院长，说妻子孙静云明天就要来津，可是自己没有像样的车子，希望可以借法院的车一用。
院长知道他好面子，也没为难他，就把法院的轿车借给他了。
果然，第二天院长就听见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嘀咕，说李时雨打肿脸充胖子，借的车还大摇大摆地开。
他们哪里知道，李时雨接车根本不是为了接孙静云，而是为了给组织运送设备。
当时，在天津的同志们筹集了一批电台的马达，想要运往全国各地，支援抗战事业。但是日本人和伪军在路口的检查非常严格，不用些手段的话，根本运不出去。
同志们找到李时雨帮忙，恰好这是，孙静云来电，说马上就要到天津了。
李时雨这才将计就计，将这批设备运到了河北的一个中转站。
李时雨通过这种方式运出去两箱马达，但还有一箱留在他的办公室里。
为了让我军顺利开展情报工作，李时雨决定，铤而走险。
李时雨穿上一身新做的西装，一手昂首阔步地走向检查站。
只见他一手高举通行证，一手拎着一只箱子神情骄傲地通过，驻守伪军知道他平日里喜欢显摆，还以为他就是日常外出公干，根本没有盘问，就放他过去了。
就这样，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将三箱马达运走了。
李时雨工作能力出色，学历也很优秀，很快升到了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见地方法院书记长的职位。
职位一高，他行事就更加方便了。
这时，李时雨也接到了新的任务，那就是营救落入伪军手中的冯骥同志。
当时，日伪政府对我党同志的残害十分严重，只要确认了是共产党，基本就逃不过一个惨死的下场了。
眼看冯骥同志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李时雨不敢耽误，马上就开始行动了。
当时，法院里负责冯骥案的，是一个姓康的书记员。
李时雨找到康书记员，说要检查工作，趁机拿走了冯骥的档案。李时雨拿到档案后，赶紧带回家中烧掉。第二天，他再找康书记袁要冯骥的档案时，康书记员自然怎么也找不到了。
李时雨假装生气，严厉地斥责了康书记员，但随后，他又看似无意地说了一句：是不是在日军轰炸的时候烧掉了？
康书记员见状，赶紧附和，这份档案的事自然也就按下了。
但是档案没了，只是暂时无法给冯骥定罪而已。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冯骥同志还是有生命危险。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说要单独审问冯骥。但在审问的过程中，他早就和冯骥同志串好了台词。
李时雨找到法院的几名领导，说冯骥和他是亲戚，送了不少礼物，请领导们帮帮忙。
而冯骥那边，则在李时雨的授意下，咬定自己只是打架斗殴，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法院领导们收了李时雨的礼物，又没有给冯骥定罪的证据，最好只好放人了。
取信汪伪，收集证据
1939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联合一帮乌合之众，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汪伪政府。
为了维持汪伪政府“正统”的身份，汪精卫决定召开“六大”。然而可笑的是，由于汪精卫之流的所作所为太不得人心，竟然连代表也凑不齐，全靠他手下的狗腿子们四处东拉西拽。
我党敏锐地认识到，这次大会，正是打入汪伪政府内部的好机会，于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时雨。
李时雨接任后，很快搭上了国民党北方代表团的负责人朱晶华。
朱晶华也是黑龙江人，是李时雨的同乡。李时雨很快发挥自己的社交天赋，和朱晶华成了好朋友。
很快，朱晶华了解到，年轻有为的李时雨曾经在天津法院工作过，就起了争取他的念头。
原来，朱晶华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的卧底，此次来参会，也是为了打入汪伪政府内部。
朱晶华替李时雨伪造了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参加“六大”。
此举正合了李时雨的意。
在“六大”会场，李时雨认真聆听了汪精卫的演讲，并且做了详细的笔记。他把收集到的材料向组织做了详细的汇报。抗战结束后，这些材料都成了给汪精卫定罪的有力证据。
可是这个时候，汪精卫根本不知道李时雨的真实身份，反而非常欣赏这个认真勤恳的年轻人，之后还多次接见他。
李时雨凭借这些关系，很快就接触到了汪伪政府的高层集团。其中，汪精卫的二把手、立法院院长陈公博非常赏识他。
由于李时雨本人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陈公博有意将他当成自己的亲信来培养。后来陈公博调任上海，李时雨也始终跟在他身边。
这样的大好机会，李时雨自然不会放过。
他借着和陈公博谈论工作的时机，不断从他口中套取情报。陈公博还以为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谦虚好学，自然知无不言，哪知道李时雨转头就把他的情报交给了我党。
1941年秋天，陈公博准备打舆论战。
他找到李时雨，要求他和孟述先一起创办一本综合性杂志，用来笼络上海的一些中立知识分子。
孟述先也是我党同志，他和李时雨经验丰富，当然知道陈公博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两人也很快意识到，既然陈公博如此信任他们，那么，这本杂志同样可以反过来，为我党所用。
于是，借着创办杂志的时机，两人先后安插进不少我党同志，如金若望、乔黎青等。由于杂志社背靠陈公博，警察特务们根本不敢来查，这里就成了我党的一个地下情报站。
1944年11月，沦陷区已经被收复了大半，眼看抗日胜利在即，但我党还有不少同志被羁押在伪政府手里。
为了营救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杨树田同志，李时雨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和范纪曼同志演了一出双簧。
范纪曼假扮成重庆国民党政府高官，在李时雨的陪同下到提篮桥来提取犯人。
按理说，李时雨是陈公博亲信，应该没人会怀疑他的。但坏就坏在，负责看守的监狱长，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物，非要两人拿出提人的手续来。
范纪曼当然拿不出来，但他也没慌，大声斥责道：小日本儿都投向了，你们还要押人，难道是要做汉奸吗？
监狱长怕惹事，嘴里不停赔罪，但还是不肯放人。
时间拖得越久，对我方就越不利。为了尽快救出杨树田同志，李时雨只好现场给监狱长写了条子，让范纪曼把人带走了。
事后，他一阵后怕，如果被查出来，自己就惹上大麻烦了。
于是，他精心编造了一套说辞，准备随时迎接国民党的追查。但也许是因为伪政府气数已尽的原因吧，这件事一直无人问津，李时雨这才逃过一劫。
潜入军统，无悔付出
日本投降之后，伪政府也随之土崩瓦解，趁此机会，国民党开始大肆拉拢曾经的伪政府特务，邀请他们加入军统，继续对抗我党。
作为伪政府的出色人物之一，李时雨自然也收到了邀请。在请示过组织之后，李时雨成功打入军统，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授少将军衔。
军统开始大肆搜捕我党同志，而李时雨则不断利用职务之便，传递情报，解救同志们。但是没过多久，李时雨的介绍人余祥琴和军法处处长沈维汉起了矛盾，李时雨也受到了牵连。
很快，沈维汉查出来，孙静云在日军占领时，因为有通共嫌疑被捕过，并且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并没有找到派遣李时雨潜入伪政府的记录。
李时雨被抓了起来。在牢里，特务们对李时雨进行了残酷地逼供。但李时雨就是要紧了呀，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军统特务见状，派人伪装成我党同志，准备诱惑李时雨说出真相。
但是李时雨十几年的潜伏经验，怎么会轻易被骗，他反过来装成军统特务，还不断对骗子洗脑。
军统找不到任何证据，最后只好把他送上了法庭，以汉奸罪的罪名，判了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李时雨入狱，我党组织了多次救援，但因为军统对他的看守实在太严，始终没有成功。直到1949年2月，李时雨才被保释出狱。
1949年4月，李时雨根据组织指示，将一部情报送到北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了。
李时雨非常高兴，对自己深入敌营的那十八年，他写了一首诗：“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也始终听从党的安排。他先后在统战部门、宗教事务局等部门工作过，直到1987年才离休。
离休后，李时雨和爱妻孙静云回到了巴彦淖尔，将毕生大部分继续捐献出来，成立了李时雨奖学基金会，激励家乡学子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李时雨为国奉献一生，甘做默默无闻的地下党员。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并不响亮，但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看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强大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