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珠》(Bolor Erike)成书于 1775 年，作者为蒙古史学家拉喜彭斯克(RahiPenske)，被誉为蒙古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
该书不仅继承了蒙古编年史的历史编纂模式，还借鉴了中原汉籍史学的史料记载及史学思想，是蒙古史学上的一本重要的蒙古史书。
通过研究《水晶珠》一书的成书背景，对十八世纪清朝对蒙古的政策以及这一时期蒙古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从而对《水晶珠》的史学内容进行系统探讨。
研究《水晶珠》一书的史学思想，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水晶珠》对待“印藏蒙同源论”、儒释之间的宗教之争以及元朝的正统地位这三个问题时，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进而探究作者的历史思想。
二是通过书中作者对《资治通鉴续编》等书的史评展开研究，通过作者对《资治通鉴续编》等书的态度和评价，探索书中所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
可以说《水晶珠》在书中对蒙汉史书的批判与借鉴，不仅完成了一次蒙古史学的自我革新，而且将蒙汉史学进行了一次有益的融合，这对蒙汉史学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一、《水晶珠》的成书
《水晶珠》是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斯克撰写的一部有关蒙古族历史的史学著作，在蒙古史学史上，他是蒙古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因而此书中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
然而，无论是历史思想还是史学思想都与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一本书的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是时代与作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可以说成书的历史背景及作者生平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将二者梳理清晰，才能深刻理解《水晶珠》中的史学思想与历史思想。
据《水晶珠》中记载拉喜彭斯克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人，《水晶珠》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编纂《水晶珠》，于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
也就是说该书完成于十八世纪末。对于清朝来讲，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内，满蒙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清朝自十七世纪初期，便展开了对蒙古地区的收拢与征服，在十八世纪时几乎完全征服了蒙古地区，可以说这一段时期对蒙古地区产生了较为巨大的影响。
清廷为牢牢掌控蒙古地区，便对蒙古地区实施统治政策，并制定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政策与制度对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为驯服蒙古这只雄鹰，让这只雄鹰心甘情愿的臣服于清朝的管控之下，并不能一味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其进行监督和控制。
因此，清朝明智的采取拉拢蒙古上层阶级的政策，让蒙古上层阶级心甘情愿的臣服于清朝的领导和统治。
早在皇太极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局势就提出要以德服人的治边思想。清廷对蒙古的怀柔政策主要包括三部分：封王联姻、朝觐制度、藏传佛教。
拉喜彭斯克，清代蒙古史学家，出生于昭乌达盟巴林右旗。达延汗的第五子亲王阿勒孛罗特，也就是拉喜彭斯克的鼻祖。
拉喜彭斯克的编纂过程在《水晶珠》的自序与跋文中有所提及，他编纂《水晶珠》的动机是由于其认为有关元代的记载多有混杂和互相矛盾之处，希望能理清各个古籍旧书中的记载，从而达到理清蒙古黄金家族的源流的目的。
二、《水晶珠》的历史思想
在《水晶珠》中，作者拉喜彭斯克对蒙古族源、元代正统地位的书写以及对宗教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构成了《水晶珠》一书的历史思想。
印藏蒙同源论，是十七世纪编年史出现的一种新的史学模式，主要记述蒙古族族源的由来。这一史学模式所记载的族源，是由印度王统—西藏王统—蒙古王统构成。
《水晶珠》虽未用过多的篇幅详论“印藏蒙同源论”，但无可否认的是，《水晶珠》确实承袭了“印藏蒙同源论”史学框架。
《水晶珠》对“印藏蒙同源论”的继承原因或出于两个方面所致：
一是藏传佛教对《水晶珠》的影响，二是作者本人亦是忠实佛教徒。
《水晶珠》是有意识的继承了印藏蒙一统的叙述框架。但在《水晶珠》中对于印藏蒙同源论是辩证的继承，印藏蒙一统在书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只是占据了很小的篇幅。
虽然作者被印藏蒙同源论结构所制约，但对于印藏蒙同源论中的史实细节，展现了主观上的求实意识，不再一味继承前人的传说，而是开始有意识的去考证其中的史事的真实性，辨明真伪。
尽管有些考证的结果与客观史实不相符，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拉喜彭斯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展现出了史学求真的倾向。
《水晶珠》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拉喜彭斯克努力由对“印藏蒙同源论”的迷信转向智信的趋势，虽然未完全摆脱印藏蒙同源论的叙述模式，但是由迷信转向对佛教教义的智信，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趋势，使得在《水晶珠》处理宗教问题时，展现出了对宗教信仰的开放性与思辨性。
拉喜彭斯克的宗教观相对开放，认为宗教是凭个人喜好，不应干涉，应予以尊重。他总结了应如何看待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他认为对待佛教与儒教都应该仔细研究。
他不仅立足佛教治学，更认可儒学的价值，认为应该“互补互辅”，不应该相互敌对，以开放客观的态度对待宗教。总的来说拉喜彭斯克具有开放，包容的宗教观。
三、《水晶珠》的史学批评思想
《水晶珠》通过对《元史》《资治通鉴续编》等汉籍史书以及蒙古史书的批评与引用，展现了其史学自觉意识以及史学批评思想。
纵观《水晶珠》全书，作者拉喜彭斯克深受中原汉族史学的影响，而中原汉族史学自古对纂修史书便提出“求真”的要求，对史事的求真也是“史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深受中原史学传统影响的拉喜彭斯克，在撰写《水晶珠》时须臾不离求真之绳墨，秉持着求真务实的著书态度。在此态度的指导下，《水晶珠》虽未言求真之法，但处处可见求真之行。
这使《水晶珠》中不仅校正了对汉族史书中对蒙古的不实之言，亦将蒙古史书中存在的迷信及夸大其词的史事进行了批评。因而《水晶珠》的求真意识是作者史学批评思想的重要一环。
在求真态度的指导下，拉喜彭斯克在撰写《水晶珠》时实事求是，重视史事的真实性。这种注重考证和辩伪的求真态度不仅是《水晶珠》的可信性与真实性的保障，而且《水晶珠》中的求真方法也十分值得研究和探索。
《水晶珠》中对史事的考证，无论是从语言上校正蒙古的族名和族源，还是通过情理及义理对是非难定的史事进行考证辨析，拉喜彭斯克都遵循了言有所依，谨慎求实的求真意识。
在《水晶珠》的记事上，作者为求更为清楚准确，在史书的体裁与体例上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在以往的蒙古史书中，在记事上的体裁与体例上较为模糊。然而，在拉喜彭斯克所编纂的《水晶珠》中，可以看出该书基本具有较为明确的体裁，史书的编纂较之前蒙古史书的体例更为规范。
《水晶珠》一书，在史法上，根据蒙古历史内容的共性与独特性，与中原史书相结合，将史法做了进一步的优化，使史书能更明其事，达其义。
因此，《水晶珠》一书在史法的精进是源于史识的深刻，史识的独到又为史意的抒发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四、《水晶珠》的史学价值与意义
《水晶珠》几乎吸纳了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蒙古史书中的共性内容及历史编纂特点，不仅如此，《水晶珠》参考了大量的蒙古史书。
可见《水晶珠》一书可以算是集成了这一时期蒙古史书大部分有益特点的一部史书。该书不仅总结了这一时期蒙古史书的特点，而且在继
承的基础上，根据蒙古民族史书的特点做了一次自我革新。
史学的进步，是由于拉喜彭斯克在立足于本民族史学情况的基础上，还参考了中原汉地史书之后，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汉地史书对《水晶珠》一书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不仅对蒙古史学具有启发性的影响，而且为中原汉地史学注入一丝清流，冲刷了汉地史书中对于民族之间的偏见与不实之处。
《水晶珠》在蒙汉史学交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作者拉喜彭斯克通过总结蒙汉之间史书的共性和差异，吸纳了中原史书的有益部分，批判了中原史书中不足之处。
《水晶珠》不仅完成了一次蒙古史学自身的发展，也为中原史书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无疑对双方的史书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为蒙汉史学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水晶珠》的作者拉喜彭斯克在认同中原史学的同时，也对中原史学中不足之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原史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小结
《水晶珠》一书完成于 1775 年，作为一本十八世纪的蒙古史书，由于当时清朝已经几乎征服了全部的蒙古地区
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策略已经十分完善，蒙古地区处于安定且受到朝廷重视的历史情境之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拉喜彭斯克作为蒙古的贵族，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环境，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这些条件历史背景促使下，作者拉喜彭斯克可以接触到较好的史学资源，让《水晶珠》展现出了较为深刻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同时，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及史学价值。《水晶珠》一书呈现了蒙汉史书相互交流后的成果，为蒙汉史学交流架起了桥梁，做出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