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契丹太宗入汴后，执行了哪些政策？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入汴后太宗立即将契丹将领遣至河北藩镇任节度使，如“以永康王兀欲姊壻潘聿捻为横海（沧州）节度使，族人郎五为镇宁（澶州）节度使。”以“邪律忠为义武（定州）节度副使”，“耶律拔里得以功授安国（邢州）军节度使”这表明太宗意图将河北直接控制在契丹手中。
除河北外，太宗还以兀欲之弟留圭为义成节度使，尽管义成（滑州）节度使并非河北藩镇，但义成节镇是地连河北与汴京要道。
滑州（今河南滑县）地处黄河沿岸，胡梁渡是自滑州至河北黎阳的重要渡口，其与澶州（今河南濮阳）德胜津具为“河津之要也”，太宗对此地的重视，或许正说明北返是太宗南下的既定策略，亦可见太宗对除河北以外的“扩大疆宇”并无兴趣。在完成对河北的控制后，太宗并未决定自行称帝，而是开始为中原新政权寻找统治者。
太宗显然不愿立赵延寿或杜重威为帝，此两人具为前朝重臣，无论是在政治或是军事上在中原王朝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且这二人具为反复无常之人，太宗担忧立此二人为帝会重蹈石晋覆辙，因而将立帝人选转移到了南唐。
契丹与南唐的关系
在整个五代除后晋外，与契丹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便是南唐。太宗获燕云十六州后，两国除交聘密切外，南唐常“选公嫔、杂以珠贝、罗绮，泛海北通契丹，欲赖之以复中原。”但因石敬瑭事契丹甚为恭谨，太宗并无意扶持南唐入主中原，只是希望利用南唐牵制后晋，故此事未见于行，当太宗入汴后便有意立南唐主为帝。
龙衮在《江南野史》中记载，太宗入晋后，曾遣人以“晋少主逆命背约，既遣入蕃。虏主欲与君，继先君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之主矣。”邀南唐主李璟入汴。
此事亦见于马令《南唐书》，“契丹使来告曰：‘晋少主逆命背约，自贻废黜。吾主欲与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命唐为中原主。’帝命近臣对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与梁、宋阻隔。若尔主不忘先好，惠锡行人，受赐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贾潭报聘。”
相对于《江南野史》，马令在《南唐书》中的记载更为详细。但除此两史外，未见于他处记载此事，因而有学者认为龙衮与马令所记有失实之处，不予采信。但时人徐铉在其所作《贾潭墓志铭》中清楚地记录了贾潭出使汴京一事，“会六夷南侵，天眷北顾，命公持节使于契丹，宣大国之威神，得诸戎之要领，及轺轩还轸，而控弦出塞矣，保命称旨，时论具瞻。”
可见谭泽出使一事并非虚言。且徐铉在所作的《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中提到，贾潭、谢仲宣北使是因“今强胡入贡，中原无主”，“五州遗氓，二京故老引领南望”，“强胡入贡”一语是徐铉不认可契丹册封一事所作改，这些都证明了龙衮所记之事是可靠的。
陆游《南唐书》中记载，“韩熙载上书曰：‘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当在今时。若戎主遁归，中原有主，安辑稍定，则未可图也。’”此事亦见于《资治通鉴》。
韩熙载认为，南唐要入主中原就需要借助此时契丹的帮助，这似乎暗示太宗的确曾有意于立李璟为帝，否则韩熙载也不会认为太宗北遁，南唐就再难安定中原。可见太宗入汴后的确有意立李璟为帝，与其构建新的藩属体系。此举也解释了太宗入汴后为何不急于称帝，而是“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
然而，太宗册封之事并未达成。林鹄指出太宗册封之事未成，是因李璟曾提出修建唐陵一事牵涉法统问题，契丹若同意李璟修复唐陵的请求，“就意味着承认南唐才是合法的中原主人。德光显然明了其背后的政治含义，加以拒绝。”此论甚确。
然册封南唐之事未能达成并非仅因契丹之故，否则也不会有韩熙载所言。对李璟而言更加现实的是，中原并非南唐通过军事征服获得，各地节度使仍以后晋、后唐旧臣为主，即使李璟被立为帝，南唐得以入主中原，在行政上也会产生上下分离。且太宗决定将原后晋大军留置于中原，而李璟定然没有这支大军的统帅权，那么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李璟都会受制于契丹。
太宗此举就是在以华治华，这也是太宗为何选择立李璟为帝的原因。但这显然不符合自诩为李唐继承者——南唐的利益。册封南唐失败后，为了保持对中原的控制，太宗已别无选择，只能自行称帝。大同元年（947）二月，太宗“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姚从吾指出太宗改国号为大辽，是在汉地建立的新王朝，大辽国号并不通行于北方草原。
姚从吾所论甚为精道，也因此赵延寿在得知太宗称帝后，“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显然赵延寿绝不可能成为契丹的皇帝，其所求的皇太子应为太宗所立中原新朝的皇太子，这足见太宗称帝的目的就是在中原另立新朝重建藩属，而非将中原王朝直接纳入大契丹国的统治秩序中。
民间反抗活动的激烈
称帝后太宗为更好的控制新的中原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决定“升镇州为中京，中外官僚将士爵赏有差。”将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北迁。同时下令“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将军事权集中于王朝中央，以维护新王朝中央的统治。遗憾的是太宗称帝中原后并没有获得中原各地的拥护，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
大同元年（947）二月十五日，刘知远在河东即皇帝位。同时下诏“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皆罢之。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余契丹，所在诛之。”号召各地揭竿反对契丹。随后“滏阳贼帅梁晖，有众数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磁州刺史李谷密通表于帝，令晖袭相州。”
“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为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遣支使河间赵矩奉表诣晋阳。”“高防与王守恩谋，遣指挥使李万超白昼帅众大噪入府，斩赵行迁，推守恩权知昭义留后。守恩杀契丹使者，举镇来降。”
除各地节镇开始反抗契丹外，民间的反抗活动更加激烈。“东方群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镇宁节度使邪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澶州（今河南濮阳）是黄河沿岸的重要渡口，澶州的丢失则会切断契丹北归之路，因而太宗十分紧张，“契丹主闻其变也，惧甚，由是大河之南无久留之意。”
随着各地反抗活动的愈演愈烈，太宗承认“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决定北归。大同元年三月初一，太宗“复召晋百官，谕之曰：‘天时向热，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随后“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镇守中原。三月十七日，太宗自汴州正式北归。
然而在四月二十二日，太宗崩逝于栾城（今河北栾城），至此太宗的南下军事经略终结。契丹在黄河以南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五月十三日，“汴州节度使萧翰迎郇国公李从益至东京，请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十五日，萧翰发离东京北去。”尽管契丹在黄河以南的统治瓦解，但世宗继位后，契丹为巩固对河北的占领，仍与后汉进行了持续的斗争。
制衡政策的完成
太宗继位后继承了太祖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不仅重新夺回了平州的控制权，亦开始积极援助中原叛乱藩镇。但随着后唐统一中原后，河北边防的加强，太宗在河北的制衡战略破产。太宗不得不将南下军事经略的重点转向河东，试图通过占领云州等战略要地与援助河东地区的叛乱藩镇，实现契丹的制衡战略。
援助石敬瑭战事的胜利，使太宗完成了制衡政策。且燕云十六州的获得，使契丹的综合实力一举跃居于中原之上。面对实力增长的契丹，石敬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契丹建立父子—藩属体系。
太宗对这一藩属体系极为满意，为了维护与后晋的藩属体系，契丹意图通过干涉官员任命的方式获得河北镇、定二州的控制权，进而掌控河北。并与南唐积极联系，保持对后晋的外部压力。石重贵继位后，契丹与后晋的藩属关系开始破裂，但太宗并未立刻举兵南指，而是希冀利用外交手段重新恢复契丹与后晋的藩属关系。
然而当景延广囚杀在后晋境内的契丹商人，并发出军事挑衅之时，太宗的大举南下势在必行。太宗南下之初并非为称帝中原，其目的是为获取河北并在中原另立新的傀儡王朝。入汴后太宗以契丹将领为河北藩镇节度使，实现了对河北的控制。并邀南唐主李璟入汴，意图立李璟为中原新帝。
总的来说，李璟虽有入主中原之构想，但不愿做契丹傀儡，因而拒绝了太宗的要求。太宗为控制中原，只得自行称帝，但此举并未获得中原各地的拥护，反抗契丹之火遍地燃起。大同元年（947）三月，太宗北返，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