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 四季文史 的回答
近代中国第一悬案，刺马案真相如何？
“刺马案”的真相是清朝廷官场腐败乱象，导致官与贼的“互掐”，进而串起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所不为人知的事件，清廷本想掩盖真相，却欲盖弥彰，为后人所不齿。
一、清朝廷官场腐败，官贼勾结。
简要说明一下，刺马案说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新贻在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等职。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检阅完军队，准备回署衙休息时，途中突然遭遇行刺，最终不治身亡。要说行刺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曾经的结义兄弟张汶祥。为何要行刺自己的结义兄弟，用张汶祥自己的话说，马新贻该杀。马新贻这位昔日小官成为封疆大吏之后，非但不帮助兄弟，还霸占友妻，恩将仇报，此等人面兽心之人不杀何以解气。
且不论张汶祥所说真假，但清廷官场腐败无能乱象，是无以复加的。慈禧把持朝政以来，官场乱象丛生，她治国无术、专断集权，一时间权倾朝野。马新贻虚报军功，加上背后“孝敬”，所以官路顺畅，无所顾忌，对慈禧那更是言听计从。在慈禧眼里，这等懂事、孝心之人，肯定是要重用的，然而纵容的背后总会伴随着代价的付出。
二、慈禧欲盖弥彰，统治专断集权。
马此案说到底是清朝廷官场的不作为，是慈禧集权矛盾的突出表现。尽管后来他派要员曾国藩等人一起审理此案，想把此事“摆平”，但有些事是纸包不住火的。虽然案件久久没有结案，但事情的原委早就在民间流传开来，清朝廷欲盖弥彰。
曾国藩为此案也多少受到牵连，他必须讨好清政府，官方万一公开事情真相，那么曾国藩由于受制于清廷的指派，对案件始末的审判，必然会遭到后人的唾弃，因为他代表大清的官场、代表慈禧的意图。到后来八国联军入关，不得不说，慈禧的腐败无能，最终葬送了大清江山。
三、事件影响，催生诸多矛盾。
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 和“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之所以是奇案，不单单是因为有花边新闻，或者是结义兄弟相互残杀，主要是因为案件发生时，正值马新贻调查太平天国财富去向之时，案件一直扑朔迷离，久久不曾结案，另外，此案件还牵扯到其他很多政治上、军事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待后人层层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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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小熊吃饼干l7xM 的回答
刺马案是指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怡贻的故事，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成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在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张汶祥所杀害。刺杀后刺客并不打算逃走，而是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这是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两江总督竟然被刺杀。事情发生后震惊朝野慈禧太后相当的重视，首先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涉及到晚清的重大政治。朝廷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竟死于莫名的刺杀，乃是自大唐宰相武元衡被刺以后，1000多年来未有的事情。马新贻在参加完当天的阅兵之后，有多名侍从跟随，如果是没有内部人员配合的话，是不可能行刺成功的，且张汶祥在行刺的过程中高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将马新贻刺死之后，也无逃生的欲望，都是极为反常的表现。
这个案子发生后，清朝廷十分的惶恐，知道此案涉及到封疆大吏的内幕，在脸面上不大的光彩。也是由于清朝廷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由慈禧太后亲自出面处理，将在天津处理案件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并且暗示曾国藩要把马新贻的事情处理好，最终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给张汶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对于马新贻给予了厚厚的抚恤。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事情的真相总是难以隐瞒，根据大量的笔记、小说、戏曲，却能够还原出马新贻被刺案的真相。原来马新宇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却是假冒军功，同时又结交权贵，这样才得来了他的高官厚禄。在一些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捕之后也没有骨气，与匪首竟然已结了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再由他的拜把兄弟导演一幕收复失地的闹剧，欺骗朝廷，以致爬上了封疆大吏的宝座。在他飞黄腾达之后，那些拜把子兄弟原本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就千里迢迢的来投奔，可是马新贻却奸占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并且拜把兄弟进行了杀害。张汶祥也是因为偶然的原因，逃离了他的迫害，所以才刺杀于他。制造出了这一起惊天的刺杀大案。
也就是说在清朝末期，朝廷所依仗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不过是一群渔色负友，形同禽兽之人，这也正是清朝廷官场腐败的体现。但是从张汶祥的供词来看，张汶祥与马新贻并不相识，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理由也比较牵强，表明张汶祥是受人指使的，并且慈禧在接到马新贻被刺杀的奏报后，曾吃惊的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是甚奇。
慈禧却立即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会同刑部尚书郑敦谨主审此案。郑敦谨审完此案回京，至清江浦，就上疏以病乞罢，却於十余年后才死去。表明郑敦谨已审出真相，但事态太过严重，以致其不敢回京述职。而从清廷立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也表明清廷看出这其中的玄机，所以对于马新贻被刺案的调查也不能久久的持续下去，虽然刺马案是解决了，但是刺马案的发生却加剧了割据东南的湘军阀与清朝廷之间的矛盾，那就是让依靠着湘军的兵力和财力建立了东南海防系统日益的颓废。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直接改变了中国的近现代史。
用户 关中客 的回答
清同治年间，发生在南京的张汶祥“刺马案”，算得上是晚清的第一号大案和奇案。清廷堂堂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当街被刺杀，而且刺客下手的地方居然是两江总督的阅兵场。刺客行凶之时竟然无人阻拦，众目睽睽之下就下手了。行凶之后，刺客也不逃走，若无其事。
凶手被捕之后的种种表现，以及供词的闪烁多变，再加上官场和民间对马新贻和凶手张汶祥的种种传闻，各种版本层出不穷。更为离奇的是，案件尚未终结，上海的剧团就演出了“刺马”戏，使得此案扑朔迷离。
张汶祥为何要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最终给张汶祥定了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判了个凌迟处死的刑罚，并剜了张汶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
马新贻死后，灵柩运回了山东菏泽老家，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马新贻赐谥号为“端敏”，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按照总督阵亡的惯例赐以抚恤，并将其入祀“贤良祠”，并在国史中为其列传。而且还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等地，马新贻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为其立祠。清廷对此的定性就是，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尽管本案奏成定谳，而凶嫌亦已伏诛，然而人心未慊，众议汹汹。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演绎出各种版本的“刺马”原委。迄今百余年来，究竟“真相”如何，终无定论。因此，后世将此案列入“清末四大奇案”。
马汶祥刺杀马新贻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当天马新贻在校阅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张汶祥伪装成告状之人，突袭得手。
然而晚学者张文虎，在其《张文虎日记》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张文虎是南汇周浦（今上海浦东）人，应曾国藩之邀曾主事金陵书局。因此他与曾国藩、曾国荃以及历任两江总督李鸿章、马新贻等人都有直接交往。
张文虎的日记中，断断续续记录了他从同治三年到同治十一年在金陵书局生活和工作的相关情况，而“刺马案”就发生在同治九年。张文虎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刺马案”发生的经过。案发时张文虎本人并未在现场，他所记述的案发经过是来自马新贻身边的友人，张文虎也属于马新贻朋友圈的，其可信程度不言而喻。
马新贻遇刺是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当天马文虎就从友人那里知晓此事，晚上还与友人一起讨论了此事，并将“刺马案”的经过记录在自己第二天的日记中。
马文虎的日记中记述：“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据闻，昨日制军于教场阅兵讫，带数亲兵步行，将入后园，忽一人拦前称冤。制军方接状，一人自后至刺刃，亲兵急救不及，其刺刃者被获，称冤者遁去。众畀制军回上房，已不能言，气息如丝，刃处无血而口中反流血，医者束手，有以辰州符治者，竟不效，仅一周时而绝。鞫凶人，绝无口供，但言将军知之，声似湖北人，与以猪肉面，不食，疑为回教也。验其刃，乃寻常佩刀，意以药煮，故伤而无血。制军沈静和平，接任以来，谨守曾侯旧章，无少更动，遽罹此厄，真不可解。”
按照《张文虎日记》的说法，在张汶祥行刺之前，刚好有一个山东人前来告贷鸣冤，马新贻是在接受其诉状的时候被张汶祥突袭行刺的。这一点和《清史稿》的说法略有不同，《清史稿》中并未提及还有其他人参与。
张文虎日记中记述，马新贻被刺后并未当场死亡，但伤势十分严重，伤口无血而嘴里流血，当时前来救治的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家人连道教的符箓都用上了，但一周时（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马新贻便撒手人寰。后来，官府对行凶的凶器进行了检验发现，该刀的刀刃上有毒，故而造成马新贻的伤口无血而口吐血的症状。官府抓捕张汶祥后立即进行了鞫审，但张汶祥只说“将军知之”，再无口供。
作为“清末四大奇案”的主犯，张汶祥的身世情况虽然出现在一些文学著作之中，如清末民初国学大师金松岑所著的《张文祥传》，清末民初教育家张相文的《南园丛稿》都有有关张汶祥的记载，但大多都属于市井传说，可靠性存疑。
但张文虎在他的日记中，则透露出了较多的张汶祥的身世情况。
“同治九年七月卅日，据凶人自言，名张文祥，湖南人。其鸣冤者亦被获，据供山东人来告贷者，实不知凶人行刺事。”
“同治九年八月廿四日，据云，凶人家属在湖州，往者已拿获，为之一快。”
“同治九年八月廿五日,方委员来，言所获凶人眷属乃一子，年十二岁，又一女，年十五，及其舅妻共三人也。”
从马文虎的日记来看，张汶祥不吃猪肉面，有可能是回民。虽然说话操的是湖北口音，但却是湖南人。他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和十五岁的女儿，当时和舅舅住在浙江湖州。从马汶祥子女的年龄判断，他当时应该是处于三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这一点，和野史传闻中所说张汶祥是河南人有所不同。
“刺马案”发生后，朝野轰动。那些早已“修炼成精”的朝中大臣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讳莫如深，纷纷置身事外，唯恐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刺马案”从发生到结案，清廷两派钦差，三换主审，拖拖拉拉达半年之久，其间枝节横生，更显得案情错综复杂。
清廷最初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司道各官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之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协同魁玉审理。张之万在同治九年八月十日接到上谕，命其前往南京参与此案，同年九月下旬，张之万才姗姗到达南京，可见其内心是有多么的不情愿。
“刺马案”的审讯过程极其艰难，魁玉会同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人对张汶祥进行了审讯，然而张汶祥所供述的行刺缘由，闪烁其词、半吐半露、前后不一。对于这样的口供，参与审讯的各级官员却一概不予录供，不予上报。一个将军会同州县司道诸多官员，对凶手熬审了几个月所得的口供，却不敢如实上报。
最终，魁玉等人经过四个月的熬审、递供、诱供、遇供等各种方法，得到一份满意口供，即谋反叛逆。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清廷：“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对于魁玉等人的审讯结果，清廷并不满意，于是又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满人伊勒通阿、汉人颜士璋）即刻赴南京复审。可见清廷对此案既重视又焦虑不安，而不断加派重臣前往，说明这个案件非常复杂，并非《清史稿》中所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曾国藩在接到上谕后，却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以生病为由上奏清廷，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并谕令促其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郑敦谨是刑部主官，他是同治九年十一月二日受命赴南京会同审理此案，却以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为由，和随行的两个刑部郎中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徒步赶到了南京。
郑敦谨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到了南京后，郑敦谨本意是想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但通过几天的审讯，张汶祥就是死不改口，而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满腹疑惑的郑敦谨私下询问曾国藩对此案的看法，曾国藩表示按照魁玉、张之万审理的结果奏结此案。郑敦谨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便按照魁玉、张之万的审理结果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
参与审讯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和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却对这样的结果极为不满，马新贻对这二人算是有知遇之恩，二人当年落魄之际，正是马新贻点名保奏要孙、袁二人到两江总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按照清廷的规定，所有的参审人员必须对结案奏章进行“书诺” （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除了以坚决不“书诺”来进行抗议外，对于此案的结果无能为力。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只能通过为马新贻撰写的《神道碑铭》来直抒胸臆。
孙衣言
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送往京城后，还未等到圣旨下达，郑敦谨就和两位刑部的郎中离开南京。行至清江浦时，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复命，自己则向朝廷上奏，以生病不能任职为由，请求朝廷开缺。清廷不予批准，给其两个月假以养病，但郑敦谨却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被清廷外放离京，汉人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满人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吉林去了。
张汶祥到底为何胆敢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刺杀朝廷的封疆大吏呢？虽然“刺马案”已经过去了百余年，但学界和民间对该案的质疑探讨以及演绎却从未停止过，其中关于张汶祥“刺马”的真正动机更是讨论的核心。
一种说法是仇杀，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还有就是张汶祥挟嫌报复；第二种说法是义杀，指张汶祥视马新贻为通匪卖国贼；第三种说法是谋杀，其幕后主使者可能是丁日昌或者反对洋教者。但是仔细推敲，上述的三种“刺马”动机都是站不住脚的。不管哪种动机，最终该案在清廷的催促之下，匆匆盖棺定论了。
清廷倒台之后，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开始渐渐公开，有关“刺马案”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马新贻的遇刺和湘军脱不了干系。而刺客张汶祥的真实身份也逐渐清晰，他原本是从太平军投诚到湘军的一名士卒，而且还归属曾国藩的得力干将鲍超的霆军统辖。
太平天国纵横十几个省，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较稳固的地盘，并定都南京十余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而实际上整个南京城中大小王府林立，军民更有十万之众，这其中暗含了多少财富。
曾国荃攻陷南京后，纵容湘军在城内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使得整个南京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大火足足烧了八天八夜，湘军子弟均中饱私囊，各种大小车辆向家乡湖南源源不断运送财物。
然而湘军主帅曾国藩却向清廷上奏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湘军上交给清廷的除了洪秀全父子两方玉玺和一枚金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湘军从中发了多少横财，曾大人比谁都清楚，却在奏折中对此刻意的保持了沉默。
之后的几年中，湘军子弟在湘鄂一带大量抢购土地。因为“发匪老巢”的巨额“贼赃”去向不明、交代不清，也让曾氏兄弟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深陷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亦颇有微辞，慈禧太后心中更是不快。
镇压太平军时，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太平军被剿灭之后，清廷开始担心湘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太平军。当时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东南卧着一只虎，朝廷睡觉都不安心。于是，清廷把曾国藩调离南京，出任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同时，派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清廷派马新贻到南京来，并不只是裁撤湘军这么简单，他还肩负着秘查太平天国藏宝之谜及湘军在南京的其他劣迹的任务。而南京本是湘军攻下的，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南京经营了数年，怎么可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私地拱手相让给马新贻。
马新贻是孑然一身来到南京的，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位天真的总督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从进入南京的那天起，就已经踏进了虎狼窝。
马新贻在秘密调查湘军的关键时刻，遇刺身亡。湘军老祖曾国藩或许不是主谋，但主谋必然是湘军中的某位重要人物。“刺马案”发生之后，曾国藩也可能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但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对此事进行隐瞒。这不仅关系到湘军利益，也可能牵涉更多祸端。
退一步来说，就算不是湘军策划了“刺马案”，但是在湘军的地盘上，刺杀一个朝廷的封疆大吏，没有湘军的首肯，刺杀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从当时的刺杀现场来看，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阅兵场上，刺客选择用匕首贴身行刺。而当时阅兵场那么多兵卒，竟然让一个身带凶器的刺客轻易的奔向他们的总督大人，除非是故意放行，否则很解释这一切。刺客行凶之后，并不急于逃走，向那些来抓他的士兵，宣布他就是杀人凶手。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提前安排好的一样，犹如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
关于“刺马案”的真相，清廷不可能不明白。之所以虚张声势的下令严查，或许是做戏给曾国藩看，又或许是想彻底打击一下湘军。但不容置疑的是，自马新贻被刺杀之后，两江总督的职位长期控制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刺马案”从实施，到后来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关于“刺马案”的真相，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